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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没有专业化的情况下衡量个人权力的“和谐”发展程度的一种方法是考虑在原始或工业前时代发生的事实。事实上，工业革命的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其他反对者也将原始和工业前期赞美为和谐，社区和社会归属的黄金时代，被个人主义、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毁掉的黄金时代。

在对原始和工业化前社会的赞美中，空想主义运动的反动派人士完全可以预料到社会主义者渴望倒退个人主义和工业潮流，回到原来工业化前的黄金时代。特别是“新左派”也强调对技术和分工的谴责，“回归地球”的愿望，以及对公社和“部落”的狂喜。正如约翰·阿尔德里奇认为的那样，目前的“新左派”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具有统一和可互换的畜群所有特征的世代部落，其成员几乎没有个性。

相似的，19世纪早期德国反动派的亚当·米勒谴责道：在所有私人行业进行劳动分工的邪恶的趋势在大城市或工矿部门进行的劳动分工将彻底自由的人分割成轮子、滚筒、辐条和竖井等等，迫使他在一个已经片面的领域中完全地提供一个单的需求。19世纪初的法国主要保守派，波纳德和梅斯特尔理想化封建秩序，谴责个人主义对已有秩序和社会凝聚力的破坏。

当代法国的反动派雅克·埃勒在非常赞成新左派的《社会技术》一书中，谴责“我们非人性化的工厂，我们不满意的感觉我们与大自然的疏远”。相比之下，索尔·埃尔说在中世纪：“人寻求开放的空间移动的可能性不与其他人不断冲突。”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方面，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有影响力的《伟大转型》以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劳动分工对以前社会和谐的破坏为这本书的中心主题。

在这里，对于原始的崇拜是对工业化前社会崇拜的自然延伸。现代高级知识分子的这种崇拜从从卢梭的“高贵野蛮人”到浪漫主义的动物崇拜，一直到白人知识分子对黑豹的崇拜。无论这种对原始病态的崇拜还反映了什么，最基本的一点是对于个体多样性根深蒂固的憎恶。显然，一个社会越原始越不文明，个体将越不多样化。

这种原始化也部分地反映了对智力及其成果的憎恶，因为逻辑、智力和繁荣将导致个人成就的多样性和不平等。为了个体的提升和发展，逻辑和智力一定要是主动的，它们必须体现个体思维在现实物质上的转变。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古典哲学认为人就是通过对世界有目的的行动来实现他自己，他的天性和他的人格。正是通过这样的理智且有目的的行动，文明的成果得到发展。

相反，空想主义运动始终赞美孩子的被动性，因为孩子一定是无知和不成熟的，只能对他的环境被动地反应而不能主动地改变。这种赞美年轻和被动性，贬低智力的倾向在新左派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新左派崇拜年轻本身也崇拜无知、无目的的自发性代表的被动的态度。新左派的被动性，它对于在“地球上”简单、“和谐”生活的愿望以及所谓的自然的节奏完全回到了卢梭的空想主义运动。

就像空想主义运动一样，这是代表原始、无知兽群“部落”对文明和差异化个体有意识的抛弃。如果逻辑、目的和行动都被抛弃，那么取代它们的将是空想万神殿中未分析的、自发的“感觉”。并且因为感觉相对于智力成就，范围较小，在任何情况下不能被他人知道，因此对于感觉的强调是消除个体多样性和不平等的另一种方式。

欧文·白璧德，一个热情的空想主义批评家，对空想主义运动写道：整个运动充满了对无知，还有那些仍然享受其微不足道优势的人－野蛮人，农民和最重要的孩子的赞美。确实可以说，卢梭主义者发现了童年的诗歌，但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有相当大的理性的牺牲。柯勒律治告诉我们，应该回到像孩子般的奇迹这样虔诚的状态，而不是同意通过分析让成果脱离事物。

但是，在道德上提升，不意味着沉没，而是痛苦地前进奋斗。对相反的肯定意味着宣布自己不能成熟，空想主义准备断言孩子自发的行动优于成熟人有意的道德努力。根据马特林克的说法，所有圣人的讲话都胜过了过去孩子的无知智慧。另一个对空想主义和被动主义有洞察力的批评来自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他注意到“整个空想主义部落”谴责专业化和劳动分工。

对于他们来说，过去的人们“和谐”地发展自己的权力是一种理想：一种不再激励我们这个堕落时代的理想。他们建议劳动分工的倒退。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者超过了同行的空想主义者。但是，原始社会或工业化前的人们有自由、和谐发展自己的权力吗？米塞斯回答道：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寻找和谐发展的人是徒劳的。

我们在遥远山谷的孤独农民中认识到的是几乎自给自足的经济学科，没有表现出空想主义赋予他身体、心灵和感觉的那种高尚、和谐的发展。文明是休闲和安心的产物，只有分工才能实现。没有什么比假设人类首先出现在历史中就具有独立的个性，只是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使他丧失他独立的精神，更加虚伪的所有对原始民族生活历史的证据和观察都直接反驳了这一观点。

原始人在我们的意义上缺乏一切个性。两个南海岛民比两个20世纪的伦敦人更相似。人没有一开始就被赋予人格。它是在社会演变过程中获得的。或者我们可能会注意到查尔斯·西伯曼对雅克·艾尔将“非人性化工厂我们与自然的疏远”与工业化前人的“传统生活和自然节奏”相比的批评。西伯曼问：但我们为什么应该反对这种非人性化的世界？

野蛮人不仅应该是“高尚的”，而且也是非常高兴的。从卢梭主义者到埃里希·弗洛姆所称的诺曼·布朗和赫尔伯特·马尔库塞的“小孩天堂”，空想主义都赞扬了自发的和孩童般的幸福。对于亚里士多德和古典哲学家来说，幸福是与人独特和合理的性质保持一致的。对于马库塞来说，任何有目的性的理性行为都是定义上的“代表性的”，他将“自由”的自发性状态与之对比。

建议废除工作除了带来普遍贫困之外，结果将是深刻的不快乐，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满足自己，他的个性将在很大程度上消失，因为在“多形态”的世界中，每个人都会几乎一样。如果我们考虑到原始人的幸福，那么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他的生活是以霍布斯著名的短语“讨厌、野蛮和短暂”的形式存在的。

没有对抗疾病的药物，也没有对抗饥荒的食物，因为切断区域间市场，当地的粮食供应量只能勉强维持生存，这样的世界将会毁灭大量人口。实现空想主义的梦想，原始部落是其给定环境的被动生物，没有办法克服和转变它。因此，当一个地区的当地粮食供应耗尽时，“快乐幸运”的部落将大量死亡。此外，我们必须认识到，原始人面对的是一个他不能理解的世界，因为他没有对其工作进行大量理性和科学的调查。

我们知道雷暴是什么，因此采取合理的措施来对付它；但是野蛮人不知道，所以推测他的神不喜欢他，必须用牺牲和献祭平息。由于野蛮人只有一个有限的概念，世界由自然法（一种使用理性和科学的概念）编织在一起，所以他认为，这个世界是由许多人类精神和恶魔统治的，两者都只能是由祭祀或魔法，以及专门从事平息的女巫师来平息山。

新左派的占星术和类似秘信仰的复兴标志着这种原始形式的魔法的回归。野蛮人是恐惧的，他是被不合理的禁忌和他的部族的习俗所束缚的，因此不能发展自己的个性。如果部落习俗削弱和压抑每个人的发展，那么工业化前社会中各种种姓制度以及限制和胁迫网络也是如此，迫使每个人都追随父亲职业的世袭脚步。

每个孩子从出生就知道，他注定要在祖先的方向往前，无论其能力或倾向是否与之相反。重商主义、行会或种姓制度提供的“社会和谐”“归属感”提供了这样的一种满足感，即其成员在给予机会时离开这个体系时将经历巨大的痛苦。鉴于选择的自由，部落人放弃了部落的怀抱，来到更自由的“原子”城市寻找工作和机会。

奇怪的事实是，那些渴望恢复种族和地位神话的黄金时代的空想主义拒绝让每一个人在市场以及种姓和部落社会间自由选择。不可否认，新的黄金时代必须通过强制才能实施。事实上，不发达国家的当地人如果有机会，总是会为了西方生活方式、生活水准和“可口可乐”放弃“民间文化”真的是一个巧合吗？

结语

在几年之内，日本人民就高兴地放弃了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文化和民俗，转向西方的物质成就和市场经济。原始部落如果有机会，也渴望区分和发展市场经济，消除他们停滞不前的“和谐”，并通过发现的法律知识来代替他们的魔法。著名的人类学家布兰尼斯瓦夫·马林诺夫斯基指出，原始社会只允许魔法覆盖他们无知的那部分自然界；总而言之，“新左派”的回归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