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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是的，房龙即以“宽容”为独特的视角，装进历史这个筐里，展现哲学、宗教的经纬及流布，梳理人类文明的进程，探究统治者、哲人、宗教先知及普罗大众基于“宽容”的所思所想所做。

人类的历史就是在宽容与不宽容的（思想）冲突中不断演进，所有的故事和情感都浓缩在“宽容”这个词之中，他的述说饱含深情、悲天悯人，处处充满人文关怀的表达。

房龙说，“这不是一本人类学手册。这是一本致力于宽容课题的书。”

古希腊的宽容or不宽容；

古罗马的宽容or不宽容；

统治者对宗教的宽容or不宽容；

宗教对异教徒的宽容or不宽容；

宗教对科学的宽容or不宽容；

无知对新知的宽容or不宽容；

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间的宽容or不宽容；

大革命的宽容or不宽容；

……

通过对历史上众多“宽容or不宽容”事件的剖析，房龙的宽容精神与宽容理想贯穿始终，人类的解放、心灵自由的思想，一直激荡在他的内心深处。

而他的行文，如诗歌般的韵味、散文般的飘逸、说书般的演绎，却又在不经意间直达心底，精彩之处堪称绘声绘色，并引人深思。

我觉得，喜欢写作的人可以多读读房龙的著作（不限于本书），其手法值得借鉴。郁达夫曾说：“房龙的这一种方法，实在巧妙不过，干燥无味的科学常识，经他那么的一写，无论大人小孩，读他的书的人，都觉得娓娓忘倦了！”

杨思革年7月10日

精彩书摘：

在这部著作里，房龙苦苦探寻了两千年来人类思想中种种“不宽容”的根由，猛烈抨击了人类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的专制状况，并把人类的偏见和固执归于各个信仰集团和道德集团对生存的恐惧。

他以诗人般的激情和哲学家的敏思，在回顾人类思想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指出了朝向宽容理想的道路。在本书的第一章中他就写明：“这不是一本人类学手册。这是一本致力于宽容课题的书。”

整部著作则通过对泰勒斯、苏格拉底、伊拉谟斯、拉伯雷、蒙田、布鲁诺、伏尔泰、莱辛等人类历史上文化精英的个人命运及思想学说的描述，梳理了古希腊文明、中世纪、文艺复兴、基督教改革乃至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历史时期的思想冲突，集中展现了这些时期人类的“不宽容”对“宽容”精神的压制，以及在这种压制之下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不懈努力——事实上，《宽容》一书的别名亦即《人的解放》，这也反映了本书的目标就是向人类的无知与偏执开战。寄托了作者对宽容精神的顽强生命力的由衷赞叹和期冀。

我们发现，在房龙的眼里，宽容即可以认为是自由理性的代名词，宗教的、政治的、信仰的和言论的宽容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思想发展的得来不易的精华所在，对宽容的渴望和赞美就是对思想自由的渴望和赞美。

——译者序

那留有奇特胡子的巴比伦人在制砖场留下了一段段的宗教文字，在他们曾虔诚地呼喊“有谁能够理解天国上帝”时，他们心中倒是怎样想的呢？他们不断地祈求神灵，力图解释他的律法，将其旨意刻在最神圣的城市的大理石柱上，他们在内心是怎样看待这些圣灵的呢？为什么他们既非常宽容，鼓励教士去研究天国、探索陆地和海洋，同时又成了残忍暴虐的刽子手，他们的邻居仅仅是违背了今天并无人看重的宗教礼节，就会被他们严加惩罚呢？

直到最近我们还不明白。

然后，转机在十八世纪来临了。让·雅克·卢梭开始透过朦胧的伤感泪水来审视世界。他同时代的人被他的思想深深打动，也掏出手绢加入了这场哭泣。

这不是一本人类学手册。

这是一本致力于宽容课题的书。

但宽容是个很宽泛的题目。

因此，我建议让我用半页纸的篇幅，确切而具体地阐释一下我所说的宽容的意义吧。

我指的是《大英百科全书》。

在该书第二十六卷页这样写道：“宽容（来自于拉丁文字tolerare）：允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他自己或被普遍接受的方针或观点持有耐心而不带偏见的容忍。”

而既然我已把自己定格（或多或少）于一个明确的方针上，我就将回到我所提到的野蛮人上，并告诉你们我从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最早期社会形态的记录中能发现怎样的“宽容”。

我们一般仍会相信，原始社会是非常简单的，原始语言被认为是几声简单的咕哝，而原始人所拥有的自由的程度只有在社会变得“复杂化”以后才消失。

我读过许多有关奇迹的故事。

但是其中却缺失了一种，那就是人类能够存活下来的奇迹。

这种抵抗性最差的哺乳动物到底是怎样、用什么方式和方法才得以使自己抵御细菌、柱牙象、冰雪和炎热，并最终成为万物的主宰的，这些问题在目前这一章节我就不试图加以解决了。

不过，有一件事可以肯定，不可能一个人单独完成这一切。

为了成功，他不得不把他的个性融化在复杂的部落性格中。

所以，原始社会被一个单一信条统驭着，即压倒一切的求生欲望。

这是极困难的。

而结果是，所有其他考虑都得服从于一个最高的要求——生存。

个人是无关紧要的，集体却关乎一切，而部落则成了游动的保垒，它自给自足，其安全性仅以排他性为基础。

如果我据此说野蛮人是人类中最不宽容的，我并非有意侮辱他们，因为我马上要加上一句，在他的那种生存环境下，不宽容就是他的责任。要是他允许任何一个人干涉那用来维护部落的持久安全和人们的心灵安宁的一千零一条戒律，部落的生活就会陷入危难，这可就成了最大的最过。

野蛮人比我们聪明得多。他们通过精明的估算，完成了用武力无法做的事。

他们发明了“忌讳”这个观念。

“忌讳”这个词来源于澳大利亚。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它的含义。我们自己的世界里也充满了忌讳，简单说也就是我们不能做或不能说的事物，……但我们的忌讳从不具有非常严肃的本质意义。它们只是礼仪手册上的一部分，不会干扰到我们自身的个人幸福。

相反，对原始人来说，忌讳则是极其重要的。

不用多说，在那些地方的早期时代，人们对宽容的理念全然不知。

有时我们所误以为的宽容，只是由于无知而导致的漠不关心。

因此，除非以完全否定的方式，这本书的兴趣并不在于史前的历史或者一般所谓的“古代历史”。

为了宽容的斗争一直到个性发现以后才开始。

而这个荣誉——最伟大的现代发现——则应当属于希腊人。

埃及是人类第一个高级文明的发祥地，那儿气候宜人，但土著居民却不够健壮，进取心并不强，政治和经济条件也极糟糕。巴比伦和亚述也是一样的情况。后来迁移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闪米特人倒很强壮，精力充沛，气候也不成问题，可是政治和经济的环境却差得太远。

总而言之，在每一个早期文明的中心，成功的特定必要因素总是欠缺的。

而柏拉图却是所有古代导师中唯一一个出于对完美精神世界的纯粹热爱而鼓吹一种不宽容学说的人。

这个年轻的雅典人，正如人们所熟知的，是苏格拉底的得意弟子，也是苏格拉底的文字记载人。

苏格拉底是个生活在人民中间的人，而柏拉图却惧怕生活。他从令人不快和丑陋的世界逃避到自己白日梦的王国中。他当然知道自己的梦想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独立自主的小城邦共和国已经时日无多了。

之后不久，罗马人成为亚历山大在欧洲遗产的继承者，而希腊成为众多省份中的一个。

所有的斗嘴争执自此结束了，因为罗马人在许多事情上甚至比黄金时代的希腊人还要宽容。他们容许臣民自由思考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规定他们不能对政治上的某些权宜之策的原则提出质疑，因为罗马政权从远古时期保持下来的和平和繁荣。全都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

然而，激励西塞罗一代人的理想和那些伯里克利的追随者所推崇的理想之间仍然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希腊思想体系的老一代领袖们把其宽容精神基于某些明确的结论上，这些结论是他们经过数世纪认真实践和苦苦思索后总结出来的。而罗马人则觉得他们不用做这些初级的研究。他们对之漠不关心，并且对这种态度引以为豪。他们对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感兴趣，他们是看重行动而对争论怀着根深蒂固的鄙视的人。

但是，不管人们选择信奉什么，在这个世界性范围的大帝国中，那些形形色色杂居着的人们永远被提醒着，“罗马和平”的实现依赖于公正地实践“活着且让别人活”这条法则。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得干涉自己的邻居或在自家大门内的陌生人的事情。

但事实却是，在几乎五百年的时间里，一种宗教上几近彻底的宽容一直在文明和半文明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绝大部分地区严格地保持着。罗马人发展了一种管理国家本领的技巧，用最小限度的摩擦，取得了最大限度的实际成果。

最终建立在古老帝国的废墟上的基督教会，它实际上是两个对立利益体相妥协的混合物，一方面代表着普及圣主亲自教授的友爱慈善理想的坚定支持者，另一方面则代表着僵化狭隘的乡土观念，后者使耶稣的同胞们从时间伊始便与世界的其他地方的人相隔绝了。

简明地说，它结合了罗马人的效率和犹太人的不宽容，结果建立了凌驾于思想之上的恐怖统治，虽然有些效率，但却缺乏理性。

在耶稣死后很多年，基督教（这个名字很久以后才形成）只是一个犹太教的小派别，只在耶路撒冷、朱迪亚和加利利村有几个追随者，在叙利亚省以外从没有被听说过。

是犹太后裔的罗马公民盖乌斯·朱里乌斯·保罗首先发现了这个新教义成为全世界的宗教的可能性。他的遭受苦难的故事告诉了我们，犹太基督教是怎样激烈地反对以一个世界化的宗教来代替在本国占完全统治地位并且只对他们自己种族人民开放的宗教的。

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摧毁了。在耶和华神庙的所在地建起了一座敬拜丘比特的新神庙。

这是对他们的圣城的终极摧毁，这座城曾给犹太基督徒带来那么多的灾难。

罗马通过把东西南北集成一个庞大的政治联盟，使世界为一个统一宗教的理想做好了准备。基督教则因为既简单又实用，而且充满了一种直接的吸引力，就注定会成功，而犹太教和密特拉斯教以及所有其他相竞争的教义则注定要失败。

诞生于马厩里的基督教最终却被准许进入宫殿里。它最初是作为反对政府的一个抗议，在那个政府中，教士自封是神灵和人类之间的仲裁者，他们坚决主张所有的普通人都要做到无条件服从。这个革命团体成长着，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特大神权政治。与之相比，古老的犹太国反而是一个温和自由的联邦，它的公民们幸福快乐而无忧无虑。

大多数游览过罗马的人都要到圆形大剧场去做朝拜。在那些风吹沙扫的围墙里面，人们被告知说那是一块神圣化的场地，曾经有成千上万名基督徒作为罗马的不宽容的牺牲品倒在那里。

不过，在那里尽管的确有过几次对新信仰拥护者的迫害，但都与宗教的不宽容没有什么关系。

他们完全是由于政治原因。

基督教，作为一个宗教派别，享有最大可能性的广泛的自由。

与此同时，随着罗马胜利女神像的搬迁，两个已经在拜占庭找到避难之所的基督教派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执。这场争执引发了在世界上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关于宽容主题的最充满才智的讨论。哲学家西米斯提乌斯，那些讨论的发起人，他忠贞不渝地信奉祖辈的上帝，但当瓦伦斯皇帝中在正统与非正统的基督教徒论战中想要偏袒一方时，西米斯提乌斯觉得应该让皇帝明白自己真正的职责所在。

这发生在年，第一次正式“承认”基督教会的荣誉应当属于一个叫君士坦丁的人。

然而尽管如此，因为他在向自己最危险的对手马克辛提乌斯进攻时，为获得基督徒的支持，他一时间惊慌失措地大加许诺，他赢得了著名的“第二个摩西”的美誉，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教会都推崇他为圣人。……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