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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胜蓝、江立华，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摘要

本文是对外卖行业中骑手的劳动过程所进行的一项田野研究。与传统的工厂劳动时间不同，外卖平台依据行业特性设置了新的时间规则，建构了新型劳动时间控制模式。平台通过为劳动者营造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宽松的工作场域吸引向往自由的劳动者加入，但却在技术手段的辅助下，以时间为单位和节点，对骑手的劳动过程实施了严密而细致的记录和监控，形成平台和消费者等多元的控制主体。同时，平台通过抢单和等单的工作机制控制骑手潜在的经验、思想和感受，塑造“准时”“快速”的劳动时间感，引导骑手甘愿成为“全天候工人”，并在劳动时间内主动地工作。最终，骑手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被平台束缚，无奈而主动地配合到时间控制中，平台则以自由之名获得并掩饰了利润。

关键词

劳动时间；自由；骑手；劳动过程

近年来，通过互联网技术发展起来的平台经济成为新兴产业组织形态。随着平台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大量新兴职业诞生，骑手这一依附于平台的劳动者群体规模日趋庞大，逐渐进入社会学的研究视野。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各种新技术手段不断出现，新的工作模式运营而生，传统工厂体制的生产模式被不断解构，拓展出诸如平台经济等多种新的模式。与传统生产模式相比，新的生产模式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都呈现出新的特征。从空间维度来说，平台经济的弱空间依赖性，使工人的工作场景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工厂体制”，而是摆脱了工厂物理空间的束缚，进入到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之中。从时间的维度来看，依附于平台的劳动者们不用严格遵守传统“朝九晚五”的上班打卡制度，可以自主选择工作时间段，似乎在劳动时间的安排上享有了较之于传统工人更多的自由。这样的工作特点吸引了个体化社会中不愿受别人管束、渴望自主决定生活方式的年轻工人。而现实情况却是骑手为赶时间送餐而遭遇事故、骑手送餐不准时遭辱骂之类的事件不时见诸新闻报道，引起社会热议。这种看似能自由掌握工作时间的劳动为何不能达到实际效果，反而加剧了工作的时间紧迫感，招致了更大的工作压力和更高的工作强度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或许正是我们探索新的劳动时间特质并进一步追问新技术背景下的劳动时间控制手段与工人劳动自主性的突破口。

（二）劳动时间研究的历史线索

在前工业化时代，人们大多从事农业劳动，劳动时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时间。劳动时间是顺应生产需要，遵循自然规律后的产物，较少涉及时间的社会含义。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和钟表的发明应用，时间安排逐渐被理性化的劳动时间制度所取代，劳动者则逐渐被规训于标准化的时间结构之中（Thompson，）。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首先展开了对工业化劳动时间的分析。他认为“时间的原子就是利润的要素”，工人劳动的计量方式与时间是息息相关的。作为劳动过程理论的开创者，马克思将“劳动时间”看作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元素。时间权力的争夺是影射劳资双方斗争的一个重要场域（郑作彧，：），无论是对工业社会产业工人的研究，抑或是对以服务和信息为核心生产要素的后工业社会劳动者的研究，“劳动时间”都是劳工社会学者回避不了的话题。在劳动过程的理论话语体系下，依据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时间序列，劳资双方关于劳动时间权力的争夺分别围绕着劳动时间的量、劳动时间的质及劳动时间的灵活性来进行。

在资本主义早期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作为绝对剩余价值获取的源泉，标准工业化时间结构下的工作日长度历来就是资方控制和工人抗争的焦点。为保证尽可能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长，以增加劳动的外延量，资本家寄希望于无限度地延长劳动日，并企图“零敲碎打地偷窃”工人的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马克思，：）。为保证昼夜不停地榨取剩余价值，资本家开发出日工和夜工的换班制度，其结果是工人异化为人格化的劳动时间，“一切个人之间的区别都化成‘全时工’和‘半日工’的区别了”（马克思，：）。这些贪婪的做法让工人不堪重负，阶级矛盾不断激化，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国家爆发了大大小小的限制工作时间的罢工运动，工人们为争取缩短工作日而不断努力（Brody，），国家也为寻求确定工作时间的固定时长在两大阶级之间进行调和，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将工作日的长度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于是，在19世纪30年代前后，工作日的长度开始呈现下降趋势。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关于劳动时间量的争夺逐渐趋于稳定。年，世界劳工组织通过第一号条约，将工业领域的劳动时间限制为天工作时长不超过8小时，周工作时长不超过40小时。资本家对缩短劳动时长的默许，不仅以先进生产力提升了劳动效率、增加了相对剩余价值为基础，还因为科学的管理方式提升了劳动的内含量，劳动时间的质的意义被凸显。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复兴者布雷弗曼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即出劳动过程以时间为节点进行了细分，单位时间内快节奏、高强度的标准化生产为资本创造了剩余价值，而工人则被迫提升了单位时间内的劳动强度和紧张程度（布雷弗曼，：42-54），劳动过程实现了“概念”与“执行”的分离。与布雷弗曼的工人被迫提升劳动时间质的含义观点不一致的是，布若威在对同一时期工人的主体性意识的研究中发现，工人将劳动力转化为劳动的过程中体现出主动合作意愿。他认为工人为了取得“赶工游戏”的胜利会自愿提升劳动强度，并通过维持与车间检验员、工头等角色之间的关系，为自己争取劳动时间、提升劳动效率，以促成超额（布若威，：63-99）。

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步入后工业社会（贝尔，：-），消费者参与到劳动过程中。泰勒制的劳动分工和严格的管理控制被解除，转而赋予工人高度自主的控制权，以使得他们能灵活应对劳动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状况和顾客动态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概念”和“执行”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得到了统一，这在诸如服务、创意和时尚行业等表现明显。在服务业中，顾客需要是劳动的核心，在何明洁（）对和记酒楼的研究中，资方为回应顾客需求，分化出“大姐”与“小妹”两种不同的性别消费。同时，服务行业的劳动者能够依靠自主性对资方实施反控制，因为在“劳动者—资方—顾客”的三元关系框架下，消费者与资本合谋又分离的特点为劳动者的个人自主提供了空间（李晓菁、刘爱玉，）。虽然这种统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工人劳动过程控制权的回归，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方放弃了劳动时间的控制权，相反资方依旧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向劳动者施压，以保证自身的时间权力。如在家政服务业中，资方通过时间管理对劳动者进行规训，控制劳动者的时间，以夺取劳动过程的主导权（苏熠慧，）；又如在互联网行业中，资方以项目的形式规定了劳动任务及完成时间，而项目设定本身就蕴含了巨大的时间压力（梁萌，）。我们可以看到，关键的时间权力依旧掌握在资方手中，同时，劳动时间在质的方面初现了对工人自主性进行强调的端倪。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技术的更新，电子设备的应用使远程办公成为可能，时间和空间的不断去同步化带来了广泛的社会转变（GlennieThrift，），传统的标准化工业时间呈现出多样化、分散化和个人化的倾向（森冈孝二，：20-30），弹性工作时间等新型劳动时间制度开始出现（Steward，），新型劳动时间所体现出的共同特征即工人能自行掌控工作时间（RosenblatStark，），于工人而言，劳动时间的灵活性明显增强。劳动时间灵活性的出现，更好地适应了个体化时代劳动者自主意识增强带来的对追逐劳动时间自由的强烈诉求。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平台劳动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灵活的劳动时间在平台劳动中被广泛运用并引发了研究者的讨论，它驱逐了传统劳动的枯燥和不自由，同时也增加了劳动强度和劳动过程中的不安全性因素，而低微的收入也大大降低了灵活性所带来的优势（Russelletal.,；AtkinsonHall，；Woodetal.,；Flanagan，）。所以，享有劳动时间的灵活与提升劳动时间量、质的内涵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赋予劳动者以工作时间段的灵活并不意味着资本主动出让了劳动时间的控制权，相反，资本以赋予劳动者工作时间灵活性的方式换取了劳动者的“甘愿”。但是，甘愿不等于满意，灵活也并不意味着自由。

回顾已有劳动过程理论对于劳动时间问题的研究，其研究因循时代变迁轨迹大致体现出了三个方面的转向。一是从对劳动时间量的研究转向对劳动时间质的研究，再转向对劳动时间灵活性也即劳动时间自主支配权的研究。在早期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劳资双方的争夺是围绕着劳动时间的量进行的；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