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以下或简称“学会”）年10月成立，至今已40年。《中国科技史杂志》拟出版一期学会成立40周年纪念专刊，决定由我担任本期执行主编。我首先感谢王扬宗主编的邀请，同时感谢为本期贡献论文的各位同事。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约稿时给撰稿人留下的写作时间实际上是非常短的，但是诸位撰稿人还是克服了困难，及时完成了论文。现在呈现给读者的就是这一期纪念专刊。

学会进入不惑之年,总有些话要说。不仅仅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思考和讨论中国科技史的现状与未来。

科学史这一门学科是随着科学的兴盛而产生的。“科学史之父”萨顿认为：科学是人类对于自然的真理性的认识，是全人类共有的且具有进步性的事业,科学史把科学与人文结合起来,可望创造一种全新的人文主义精神。为把科学史建设成为一门学科，萨顿穷其毕生精力，进行了辛勤的耕耘，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后世科学史工作者树立了典范。

科学史在中国起步较晚,中国科学院在年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是科学史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里程碑。按照当时的规划，强调自然科学史,先从中国古代科学史入手,然后扩展研究领域到近现代西方和中国科学史。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于年扩展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随后提出一个包含29部书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简称“大书”）编撰计划，“文革”前出有3卷,计划因“文革”中断，后于年重启，由当时谢任不久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任“大书”主编,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陈美东任常务编委会主任。直至年，“大书”的撰写和出版项目才告结题，出版26卷，包含综合类3卷（通史、科学思想、人物），专史类19卷（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农学、医学、水利、机械、建筑、桥梁、矿冶、纺织、陶瓷、造纸与印刷、交通、军事技术、度量衡），以及工具书类4卷（辞典、图录、年表、论著索引）。从“大书”的构成来看，中国的科学史实际上是包括了技术史和医学史的，简称“科技史”。“大书”虽然是受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的启发，但却是中国学者独立编研的中国科技史，在学科专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运用上都超越了李约瑟的著作,是一个时代的中国科技史研究的结晶。在此计划的推动下，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还组织撰写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并集全国的力量，组织撰写和出版了《中国天文学史大系》《中国数学史大系》《中国物理学史大系》《中国工程技术史大系》。这些工作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在国内外的影响巨大。

与此同时，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近现代科技史、技术史等方面也有大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90年代,董光璧出版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纲》,组织编写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华觉明等组织编写《中国传统工艺全集》，到年出版了20集之多；年，研究所启动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一“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发展综合研究”，张柏春、王扬宗担任首席研究员，至年，共出版《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35种。这些工作，体现了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作为“国家队”为我国科学技术史事业所做的引领性和布局性的贡献。

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的建立，是科技史在中国建制化的第二个里程碑，是科技史学科学术共同体形成的标志。学会借着年以来“科学的春天”的暖流而建成，得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领导乃至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与支持。学会的建立，使得全国的科技史工作者有了交流的平台，把全国的科技史研究力量组织起来，进行研究项目的协作。在上述多部著作和项目的撰写与实施过程中，学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学会的生命力在于学术交流。学会在成立之时，就开创了学术交流的良好传统，当时有来自全国的多位科学工作者参加了会议，分10个分会场报告了篇论文，在天文学史、化学史、金属史等方面有新的重要的发现，并在近代科技史、少数民族科技史、国别科技史、科学思想史、科学史理论研究等方面都有开拓性的研究，中国科技史因学会的成立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从此以后，学会在科技史的会议组织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

首先是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系列的组织。国际中国科学史系列会议第1次会议于年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召开，此后分别在中国香港、中国北京、澳大利亚悉尼、美国圣地亚哥、英国剑桥等地召开了5次会议。该会议年在英国剑桥开过第6次后,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第7次时，改名为“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并成立了国际东亚科学史学会。对此，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在年8月召开第5次代表大会时，提议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系列继续下去，与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系列并列。年，维持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系列的第7次会议在深圳召开，此后年在柏林召开了第8届，直到年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召开了第14届。第15届原计划年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召开，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延期。学会主办的国际中国科技史系列会议,为促进中国科技史学者的交流，维护中国科技史的学科地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科技史学者继续积极参加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与国际同行积极交流，彰显了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开放和包容态度。

其次是国际科学史大会的参与和组织。在学会成立后的第一届常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决定于年派代表参加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16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代表团中有席泽宗、华觉明、查汝强等人，报告17篇论文。年8月在美国伯克利举行的第17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中国正式成为“国际科学史学会”(现在的全称是“国际科技史与科技哲学联盟/科学技术史分会”(IUHPST/DHST))会员国，李佩珊当选为执委。从此以后,每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学会都派代表参加，参加人数越来越多。继李佩珊之后，又有柯俊、陈美东、刘钝、孙小淳等担任过执委。年，刘钝作为地方组织委员会主席组织承办国际科学史学会的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盛况空前，大大提升了中国学者在国际科学史界的影响力。年,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的国际科学史学会第23届代表大会上，刘钝当选该会的主席,这是首例中国学者当选为国际重要学术组织主席。年，国际科学史学院为表彰刘钝对国际科技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把具有崇高学术声望的年度柯瓦雷奖授予刘钝，这也是中国学者首次获此殊荣,标志着中国科技史研究为世界科技史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年之后，中国科技史学者参与国际科学史大会的积极性大大增加，中国代表团成为该大会人数最多的代表团之一，除了做大会报告、分会报告等各个级别的报告之外，还在大会中组织了大量的专题研讨会,主题涉及中外科技史的许多方面，反映了中国科技史学术繁荣的盛况。例如,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第25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中国有近百名学者参加会议，报告论文70多篇，主题涉及天文学史、数学史、冶金史、计量学史、20世纪中国科技史、中西交流、科技史文献等。

另外是学会学术年会的组织。学会自成立以来，由学会、下属各专类委员会以及学会与各学术单位共同组织的学术会议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年，学会决定建立学术年会制度，每年主办学术年会，由国内的科技史研究单位承办。第一届学术年会于年10月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举办，就有来自国内外的多位学者参加，有10个专业委员会组织了分会场。第二届学术年会于年10月在清华大学举办,到位学者接近人，有15个专业委员会组织了分会场。年正值学会换届之年,10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学术年会,更是盛况空前，到会学者多人，有19个专业委员会组织了分会场。学会的各专业委员会组织分会场的学术报告活动成为学会学术年会的特色，表明学会各专业委员会的学术研究和交流十分活跃。学会目前有28个专业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中国科技史界学术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由于学术年会的影响，学会正式注册会员人数逐年增加，目前已经达到1多名，还有新的专业委员会正在筹建之中。这表明，学会的学术年会制度大大促进了学术研究,有学者赞叹:中国科学技术史学科的春天正在到来！中国科学技术史学科的春天已经到来！！

科学技术史在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中被确立为“一级学科”，部分高校建立以“科学技术史”冠名的系级教研机构，这是科技史在中国建制化的第三个里程碑。科学史具有科学教育的功能，在高校开展科技史研究和教学,对于科技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高校较早正式开展科技史研究并授予相应学位的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年6月，国务院学会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和全国科技史学界的前辈及同仁，特别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王渝生的共同努力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接受了广大科技史工作者的意见，决定将“科学技术史”确立为一级学科，归入理学类，可授理、工、农、医学位。这样,科学技术史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制度化建设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几乎与此同时，上海交通大学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酝酿成立科学史系。年3月9日，由江晓原领衔的中国第一个“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在上海交通大学宣告成立。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的成立，为中国的科技史事业造就了一个在高校大发展的新趋势。此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作为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家队”，是国内唯一的多学科和综合性的科技史专门研究机构，在组织和实施科技史重大项目、完成国家任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成立之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紧接着成立了“科学史与科技考古系”，其他高校也相继把原有的科技史研究和教学“正规化”，建立相应的科学史系或学院。截至年,全国高校中已经设立27个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学位授予点，其中包括11个博士学位授予点。更为可喜的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于年8月通过中国科学院的“科教融合”，整合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的力量，建立了科学技术系，由王扬宗任系主任，致力于“科教融合”的科技史事业;清华大学于年6月30日成立科学史系，由吴国盛任系主任，把西方科学史与科技通识教育作为发展方向;北京大学于年12月整合原有科学技术史与医学史资源,成立科学技术史与医学史系，由韩启德任系主任，继承和发展北京大学悠久的科学技术史与医学史研究传统，致力于建成国际上重要的科学技术史与医学史研究中心。也是在最近的几年中，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等学校相继成立了科技史系。科学技术史在中国高校的大发展，体现了当年萨顿提倡的科学史“为通识教育而生”的初心和本位。科学史教育、通过科学史教育来发展通识教育，为科学技术史注入新的生命力。

就在近20年科技史从“国家队”中心向高校辐射、转移、共建带动发展的过程中，也为科技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除了教学之外，各高校都开展了具有各自特色的科技史研究项目，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以及国家省部委获得的项目支持中，许多是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展示了科学技术史学作为一门沟通科学与人文的交叉学科的强大综合力和学术创新能力。中国科学院大学王扬宗主持“中国科学院院史”项目，张藜主持“中国当代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由项目产生的《中国科学院院史丛书》、“两弹一星”纪念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丛书》、“科技梦、中国梦——中国现代科学家主题展”等,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各高校在“科学编史学”“科学通史”“地图学史”“中国计量学史”“汉唐时期沿丝路传播的天文学研究”“中日韩古天文图整理与研究”“晚清物理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科技考古、冶金史、文物保护等方面，组织了国家社科基金和部委重大或重点研究项目，科技史呈现出在高校遍地开花的局面。此外，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还于年成立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为规范研究生培养方案,组织学科核心课程教材编写,使科学技术一级学科建设更加规范有序。另外，科技史界除原有的学术刊物之外，又创办了《科学文化评论》《科学与社会》(原为《科学对社会的影响》)、《科学文化》(CulturesofScience)、《中国科技史年报》(ChineseAnnalsoftheHistoryofScienceandTechnology)等刊物，进一步繁荣了学术，增强了国际影响力。

中国科技史在学科建制化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以上只是一个简略的回顾，挂一漏万，在所难免。然而，在中国科学技术界的不惑之年，回顾走过来的路，更应该思考未来的道路。中国科技史事业究竟应该如何发展？这里我谈几点个人看法。

01

应该趁着科技史在中国建制化走向成熟、高校大发展的大好时机，开展全方位的科技史研究。在此之前，中国科技史的主要功能还是为科学辩护，特别是为中国古代科学辩护。如今科技史已成为一级学科，在中国高校体制内获得稳固的立足之地。现在应该超越过去的自我设定，使科技史成为传播科学精神、沟通科学与人文、促进教育改革的力量。这就要求科学史不但要强化科学学科史的研究,还要扩大科技史的研究范围，与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艺术史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科技史不仅仅是分门别类的学科史，而且要研究科学技术各学科分支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以描绘科技发展的历史。科学技术的这种统一性与整体性，要求我们把科技史作为“文化整体”来对待，然后从不同角度对其加以考察。

02

科学技术史在中国的学科布局,宜以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和世界(西方)科技史三个方向为主。

中国古代科技史是中国最早系统地开展科技史学科的方向，完成了上述“大书”“大系”“通汇”“传统工艺全集”等大部头的著作,取得了奠基性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些工作在本质上还是沿着李约瑟的“范式”进行的研究，基本是用现代科技标准，对中国古代文明传统进行科学的“大滴定”，从中找出我们可以称之为“科学”的东西。这样的研究往往脱离古代的文化语境，“辉格史”的味道太浓,甚至难免失去对历史真实的把握。中国古代科技史要超越李约瑟的工作，或者说要真正贯彻李约瑟)科学与文明”研究的设想,从文明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展示中国古代文明中的知识创造和运用。概言之，以中国文明自身的知识构架,理解古代科技流变与发展；从文明间比较的角度，分析和评价中国古代科技;把中国古代科技史做成“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化事业。科技考古，以往常常依托于科学研究的范式进行,但如需置于科技史的学科框架之下发展,也应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史的一个方面,适应科学技术史的学科规范和标准,与中国古代科技史做深入的沟通与有效的连接。近20多年来，中国考古学特别兴旺，考古发掘不断有新的惊喜，不断更新人们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识。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完全应该与中国古代文明的探源研究结合起来,中国文明溯源能有多远，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的想象就应有多远。

关于中国近现代科学史,本世纪最初的20年是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的大发展时期，无论从研究课题还是从研究者人数来看都是如此。上面提到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项目、“院史”项目、“采集工程”，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发展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和第一手资料积累工作，大大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现在已经具备条件，对现代科技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过程进行更加深入、更加宏观的研究。近代科学在中国社会的移植、重建与发展历程,是世界科技史在近现代发展的重要篇章，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方面,更是一切后发国家完成现代转型须借重的宝贵经验。可以从科学与社会、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与现代文明建设、科学与国民经济发展等多个维度开展研究，使近现代科技史的研究能够面临和应对中国当前的形势和问题，为国家的科学治理与科学决策提供战略咨询。一言以蔽之，中国科学一百年,是全球科技史值得大书特书的辉煌篇章。

关于世界(西方)科技史研究，目前大家已经认识到，要把科技史研究从中国古代科技史的优势领域扩展到世界科技史特别是西方科技史领域，但是目前从事西方科技史研究的学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这是因为西方科技史的研究，对研究者的要求门槛比较高，既要懂得西方科学，又有外语的要求，对原始资料的掌握比较困难。上个世纪西方科学史研究受语言和资料的制约还比较严重，现在由于大量西方文献的电子化，已经不成问题,因此开展西方科技史研究的良好时机已经到来。中国学者早期开展的西方科技史研究，大概还是以重要人物的传记为主，如牛顿研究、爱因斯坦研究，现在完全有条件开展更加深入的专题研究。我们一方面要认真了解和学习西方学者已有的研究,另一方面也不能陷入西方视角，要敢于展现中国文明的视角，敢于站在人类科学思想与成就传播、汇聚和创新的顶峰上独立地思考问题。现在科学技术史学科已在中国大学体制内获得发展良机，学科“再建制化”进程已全面开启，利用大学中开展科学通史教育的需求，开展全面的西方科技史,是不可错失的契机。可以结合科学通史教材的编写，开展全方位的西方科技史研究

03

关于中国科技史学科发展的总体现状和我们这一代学人所怀有的期望。中国科技史在学会成立以来的40年中，虽然取得了很多令人欣喜的成就，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这个学科目前还是小学科，学科的影响力还非常有限。要改变这种局面，我觉得我们的科技史研究还要做好以下几件事情：一是要有高远的定位和立意。我们不能满足于一些枝梢末节的考据、趣闻轶事的堆砌，而是要从长时段、大文明的角度看问题，要切合人类文明的进程和人类社会的现实需要来捕捉新的研究问题，描绘“大图景”。从文明的高度来看科技史,探讨科技在人类文明的进步中发挥的作用,探讨科技作为连接文明的力量在文明的交流中发挥的作用，也就是说，把科技史的研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筑相结合。二是要打破中国与西方的分野,把中西方文明打通了来做科技史。我们不能“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中国自己文明的面目的了解“漆黑一团”；也不能只看到中国，看不到西方和其他文明，闭门造车，自说自话。只有从中西文明比较的角度来做科技史，才能展现科学在文明中的各种表象,真正把握科学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三是要学科交叉。科学的所有方面是相互联系的,要解释其中一个方面的发展就必然涉及科学的方方面面。而在具体研究中,又要运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多种理论、多种方法,包括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详细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问题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新的综合。总之，我们还是要改造我们的研究，改革我们的方法,拓宽我们的视野。科技史研究应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做思想解放的先驱，认真总结国内外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为中华文明的复兴提供借鉴。唯如此，中国科技史才能变得生动而有价值，才能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孙小淳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

刊载于《中国科技史杂志》第41卷（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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