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共产党宣言》这部经典传播最广，影响亦最大，但是迄今为止，这部经典复杂的出版史却较少为人所知。本文以俄罗斯国家社会史和政治史档案馆的相关收藏为基础，尝试对《共产党宣言》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使用不同语种和不同版本的复杂出版史做一概述，并以此为前提，进一步重点考察日译本《共产党宣言》对中译本《共产党宣言》的影响史，以及这种影响在译名译法上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关键词：《共产党宣言》；出版史；中译本；国民；民族年10月10日，笔者有幸受到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邀请，就《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出版历史以及《宣言》中文译本的问题做了一次主题报告。笔者在介绍《宣言》的出版史时，大量使用了苏联(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博物馆、现俄罗斯国家社会史和政治史档案馆(简称RGASPI)所收藏《宣言》的图片资料。这些图片资料中的大部分尚未在中国国内公开。出席报告会的诸位同人强烈建议笔者将这些图片资料和《宣言》的出版历史，以及中译本所存在的翻译问题，以书面的形式在中国的期刊上做一次更为详尽的介绍。为了回应诸位同人的殷殷之请，笔者应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编辑部之邀，以三篇相关的日文论文为基础，融合笔者近年来的一些新想法写成现在这篇文章。迄今为止，《宣言》在世界范围内总共出版了种不同语种的版本。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博物馆，在苏联时代，从20世纪20年代起，曾对这些不同版本作过不遗余力的搜集。自年起，马克思恩格斯博物馆开始陆续展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的遗物和资料，展品总数前后超过10万件。年博物馆关闭后，所收藏品悉数转交俄罗斯国家社会史和政治史档案馆(RGASPI)，其中就包括世界65个不同国家所出版的77种不同语种的《宣言》，总数达册。本文的第1和2部分将借助RGASPI的这些收藏，对《宣言》在世界范围内的出版史作一介绍;第3部分将回顾《宣言》日译本对中译本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中译本所存在的问题。一、《共产党宣言》出版史概观(一)19世纪的《共产党宣言》出版史1.第1版的出版《共产党宣言》的第1版是年2月在伦敦印刷出版的。其出版信息页上印有共产主义者同盟及工人教育协会成员、流亡者“布格哈特(J.E.Bughardt)经手，工人教育协会办公室印刷”的字样。第1版未标明作者。这一珍贵的第1版，RGASPI一共收藏了3册。其中1册系由马克思的女儿艾琳娜·马克思赠送给梁赞诺夫的(参见图1)。此外，第1版《宣言》的全文，还曾由伦敦发行的周报《德语伦敦报》从年3月3日到7月28日做了连续13期的连载。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文版《宣言》年版和年版序言中指出，—年期间，出现了诸多其他欧洲语种的《宣言》译本。不过有意思的是，连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都不知道《宣言》最早的欧洲语种译本是瑞典语译本。RGASPI所收藏的这段时间内的所有译本，在序言中均未提到年由格泰克(P?rG?trek)翻译出版的瑞典语译本。这一译本采用了《共产主义者之声:共产党宣言》(KommunismensＲ?st:F?rklaringafdetKommunistiskaPartiet)这一书名。此外，在这一译本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著名口号，被替换成了“人民之声即神之声”。那么在第1版出版之后，《宣言》在欧美国家的出版情况是怎样呢?这里试以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和俄罗斯为例，对19世纪《宣言》在欧美国家的出版史做一概述。2.在德国的出版年4月，《宣言》首次在德国国内出版，最初登载在卡塞尔(Kassel)一家名叫《黄蜂》(Hornisse)的报纸上。年，《新莱茵报·政治和经济评论》第5、6两期印行了《宣言》的第3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并首次明确标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宣言》的作者(参见图2)。德语《宣言》第1版于年再版，系作为维尔穆特和施梯伯(Wermuth－Stieber)编著的两卷本《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丛书的第1卷，年版仅将马克思一人列为作者。年代赫什菲尔德(RudolfHirschfeld)对《宣言》加以再版。RGASPI收藏有这一版的原件，扉页上有恩格斯年10月6日献给赫尔曼(A.Hermann)的亲笔题词。年出版了标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作者的《宣言》德语第2版。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版没有继续沿用《共产党宣言》(DasManifestderkommunistischenPartei)这一传统书名，而是在扉页上采用了一向被用作简称的《共产主义者宣言》(DaskommunistischeManifest)这一书名(参见图3)。3.《共产党宣言》的书名鉴于《宣言》的书名问题是研究史上的一大公案，这里有必要稍做澄清。我们知道，《宣言》德语书名为ManifestderkommunistischenPartei，其字面意思可译作“共产主义者党宣言”，为简略起见，中译和日译大都采用了“宣言”这一书名。与此不同，所谓DaskommunistischeManifest这一书名，最好称为作为“简称”或“通称”使用的“别称”。其字面意思系指“共产主义宣言”或“共产主义者宣言”。年日本太田出版社出版了《宣言》的金塚贞文译本，书名就采用了“共产主义者宣言”这一别称。其后，《马克思文集Ⅱ》(筑摩书房，)所收录的《宣言》译本，用标音的片假名“コミュニスト”替换了汉字“共产主义者”，将书名变成了《コミュニスト宣言》。这些做法似乎是在沿袭年德语版采用“共产主义者宣言”这一别称作为书名的做法。因为在金塚译本面世的前后一段时间内，若干研究者唱和以下这样一种新说法: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原本并未曾想要将共产主义者组织成一个党，为了明确表明他的这一想法，马克思从年的德语版《宣言》书名中删掉了“党”(Partei)这个词。这是谬论，因为负责年德语版出版事宜的是恩格斯，而不是当时忙于准备《资本论》第1卷再版工作的马克思。此外，即便书名是“共产主义者宣言”，《宣言》第2章开头部分所呈现的“共产主义者”形象，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解释为不组“党”。以下试对与书名相关的问题做一检讨，并对年德语版《宣言》的出版缘由做一概述。其实，“共产党宣言”和其别称“共产主义者宣言”这样两种称呼在《宣言》起草以前就已经并存了。对别称的使用存在各种原因。使用别称的大部分场合，是出于字面意思相同词语之间的修辞替换，以求避免西文文句中同一词语的多次重复，因而可以视为通称。除此之外的场合，基本是把别称用作简称，虽然原书名的缩写“宣言”(dasmanifest)或者“党宣言”(ManifestderPartei)也会被用作简称，不过作为别称的“共产主义者宣言”当然也是备选项。因此，“共产主义者宣言”这一与原书名《宣言》并存混用的别称，大体上是作为通称和简称而使用的。但是，如果想从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者宣言”这一别称的使用中读出某些特殊意义，我们必须进行个案例证分析。下述是别称仅可视为简称的一些用法例证。第一种是从讨论《宣言》大纲到正式起草《宣言》这一段时间的用法。这一阶段强调的核心在于将最初的问答体草稿转变为宣言的形式(马克思年11月24日致恩格斯信)。此外，之所以没有保留“共产主义者同盟宣言”这一原始书名，而将之变为“共产主义者党宣言”这样一种意在凸显“党”(Partei)的书名，是因为在这一阶段的讨论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了旨在将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领导层相结合的共产主义通信委员会的组织活动。第二种是基于防范警察当局的邮件检查，保护党组织而隐去“党”(Partei)字的用法。除别称“共产主义者宣言”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对别称的进一步缩写形式，“k宣言”(kManifest)和“共宣言”(KommManifest)。在这些情况下，简称自不待言，就连党和“共产主义的”(kommunistisch)字样也必须隐去。这样的事情在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很容易被忽视，因而有必要加以特别留意。使用别称的大部分场合是第二种用法。第三种是别称在事实上被用作书名的情况。这样的用法出现在年德语版《宣言》中。严格来讲，这一版只是前一版的重印而非再版。这里拟对这一特殊事情做一考察。我们需要确认的大前提是，当时的德国与战前的日本一样，出版《宣言》是非法行为，如果出版就会被问成叛国罪。既然如此，为什么《宣言》竟然能够出版是关键所在。年，受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影响，德国工人阶级以社会民主党为核心开始集结起来。两年之前，德法战争已经爆发。年9月社民党不伦瑞克委员会认为，色当会战之后的普法战争已经转入侵略战争阶段，委员会号召人们以斗争的方式反对战争的继续，并为此发表了论战争问题的《社会民主党会致德国全体工人宣言》宣传册，同时在其机关刊物《人民国家》上刊登了这一宣言。宣传册发行总数达一万册之多。警察当局在宣言发表的四日后，逮捕并关押了不伦瑞克委员会的主要成员。社会民主党在议会有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等数名议员，他们在议会组织和平反战演说，并批判政府的行为。针对政府要求通过发行战时公债来维持战争的追加支出提案，他们提出了否决动议，并在表决提案时投了反对票。普鲁士政府将社会民主党的这些活动视为其完成对法征服战争的阻碍，以逮捕不伦瑞克委员会时所搜查到的书信为基础，捏造罗织叛国罪，于同年12月逮捕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并对其“罪行”提起公诉。此次“慕尼黑叛国罪审判”引来了许多国家的新闻人士列席旁听。《宣言》作为证明叛国罪的证据资料，由检方向法庭提供全文，并在依据检方的指示进行审理时予以全文阅读。如此一来，就使得当时只要出版就会被判“叛国罪”的文献《宣言》，以审理记录的形式获得了合法出版的可能性。李卜克内西等人将审判报告书《慕尼黑叛国罪审判》分册出版，其中第三册收录的正是《宣言》。审判报告书作为社会主义文献的宝藏，变成了艾森纳赫派重要的宣传文件。年代仅仅印行了几百册的《宣言》，如今可以一次获得几千册。与此同时，借用审判报告书第三册的版式，《宣言》加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新写的一篇序言，变成了经由作者认可的版本。此外，恩格斯还对正文的校样进行了校刊。为了避免再次违反叛国罪条例，新版《宣言》既没有正式封面，也没有做广告宣言，仅是面向党内发行了很少一部分。因此，年德语版《宣言》可以说是对审判报告书的另行印刷，是非常特殊的版本。正是在这一版的扉页上出现了“共产主义者宣言”这一别称，不过这一版的内页上依旧保留了原来的书名。这反映了在审判时，被告和审判长一直用作为通称的别称来称呼《宣言》这一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被告一方使用别称，如果硬说有什么特殊用意的话，可能是想明确表明，共产主义者同盟是过去已经解散了的政治组织，他们自身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与之不同的组织，为了防止误解，需要删掉“党”这个词。①年出版了由作者认可的德语第3版，可惜马克思在这一年刚好去世，序言因而只有恩格斯一人的署名。年出版了德语第4版，增加了恩格斯新写的一篇序言。这两种经作者认可版本的原件，ＲGASPI均有收藏，其中年版上还有马克思女儿劳拉·拉法格为恩格斯所题写的献词(参见图4)。除此之外，RGASPI还收藏了德国国内发行的包括第5、6、7、8版在内的共计35种不同的德语版本。4.在英国的出版《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本出现在年发行的周刊《红色共和党人》上，译者是麦克法林(HelenMacfarlane)。此周刊的总编在英译本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宣言》的作者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公布《宣言》作者真实姓名这一点上，英译本仅稍稍晚于《新莱茵报·政治和经济评论》的德语本。年赛米尔·穆尔翻译完成了新版《宣言》，经恩格斯校阅加注，增添了一篇新的序言后出版。RGASPI收藏有这一版的原件，此外还收藏了年的第5版(参见图5)、年版和年版。5．在法国的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年序言中虽然曾指出，《宣言》的“法译本于年六月起义前不久第一次在巴黎出版”，但ＲGASPI却没有收藏这一版本。年春，马克思的女婿保罗·拉法格给马克思寄送了法译稿。从ＲGASPI所收藏的书信可知，为了出版其所译的法译本，年4月，拉法格曾将3册《宣言》翻译笔记寄给了普吕多姆，可惜拉法格的这一译本最终未能出版。不过，年8—11月，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的译稿却得以在巴黎的《社会主义者报》上连载。对于劳拉的这一法译本，法语各大报纸争相转载。除此之外，年还出版了由德利安(GabrielTerrail)完成的法译本。RGASPI没有收藏年版本，但年、年、年版以及这之后的版本都有收藏。6.在意大利的出版年，马蒂格奈迪(Martignetti)从恩格斯处收到了一册《宣言》，并着手进行翻译，后由于资金不足而未能出版。年，意大利语版《宣言》的正文总算在克里莫纳(Cremona)的民主主义报纸《民众之声》(LEcodelpopolo)上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者宣言”为书名，从8月11月进行了10次连载。但是这一版质量很差，其中不仅删掉了马恩的序言，而且正文第3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和其他许多部分脱漏未译，仅仅做了简单的概述。这一版尽管也有忠实原著翻译的部分，但与其说是对《宣言》的翻译，倒不如说是对《宣言》的概述。意大利语的另一个版本是在年出版的。这也是第一次以小册子形式发行的意大利语版。这一版以年巴黎《社会主义者报》的法语版为底本，由无政府主义者格里(PietroGori)翻译，序言也是由格里执笔撰写的。这一版的正文，除了与前一版同样的脱漏外，还有其他多处错译误译。这一版的出版人范图兹(FlaminioFantuzzi)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其在译本出版之后才告知恩格斯。恩格斯在写给马蒂格奈迪的信中，有“格里这般无名小卒的序言”的说法，从中可以想见恩格斯的不悦与愠怒。第三个意大利语译本于年在米兰的《阶段斗争》(Lottadiclasse)杂志的文化版上连载。这一版宣称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不负众望的独家意大利语译本”。它是由贝蒂尼(PompeoBettini)依据年德语版翻译的。这一版虽然同样有前述的漏译节译等问题，但总体上要好过前两版。迄至年，这一版曾多次再版重印。这一版对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形成，曾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年，在对译文的表述稍加修订之后，标注“以德语第5版(柏林，年)为底本的全译本”的字样，以小册子的形式，这一版又出了册的修订版。这一修订版收录了年版、年版和年版序言，译者为当时意大利社会主义机关刊物《社会批判》(CriticaSociale)的主编图拉蒂(FilippoTurati)。出于与之前各版相区别的目的，这一版还收录了恩格斯所写的“致意大利读者”序言。这一意大利版序言，是《宣言》的作者之一恩格斯的绝笔之作RGASPI收藏有这一版的题词本原件以及恩格斯手书序言的原件(参见图6)。7.在美国的传播《宣言》在美国的传播，以年12月纽约周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刊发伍德哈尔(VctoriaClaflinWoodhull，—)的英译本为其开端。伍德哈尔是当时美国主张女权运动的社会改革家，报纸发行人，她主张妇女参政、自由恋爱等女性权利，并在年做过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这一译本在年曾另行印刷出版。ＲGASPI收藏了年的新2版、年版以及年代纽约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版的原件(参见图7)。8.在俄国的传播俄国最初翻译《宣言》的人是巴枯宁，巴译《共产党宣言》年在日内瓦出版发行(参见图8)。巴枯宁之后新的俄文译本是由俄国马克思主义开拓者普列汉诺夫翻译的。普列汉诺夫后来曾这样谈及这一翻译:“我受到《共产党宣言》的鼓舞，并立即下决心将之翻译成俄文。”普列汉诺夫不仅翻译了《宣言》，而且撰写了译者序言，并这样写道:“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名字在我国早已广为人知，此外，我认为大谈《共产党宣言》的崇高学术地位也只是在重复众所周知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开创了社会主义文献以及经济学文献的新时代。”经拉夫罗夫(Lavrov)从中牵线，普列汉诺夫请求马克思、恩格斯为这一版撰写序言，并得到欣然应允。马恩的这篇新序言后发表在年2月5日的《人民意志》杂志上。年，收录了这篇序言的普列汉诺夫俄译本在日内瓦出版。RGASPI收藏了这一版的原件，扉页上有阿克塞尔罗德(PavelAkselrod)写给恩格斯的赠言(参见图9)。迄至年俄国革命爆发，普列汉诺夫俄译本《宣言》在俄罗斯再版了近40次。ＲGASPI收藏了各种俄语版的《宣言》，其中既有革命以前的非法出版社所出版的印刷本，也有手抄本，此外还有年与年革命中以及内战中发行的各种版本。年革命以前，在俄国出版《宣言》属非法行为，因而就有了各种变更书名后加以出版的做法。比如，《现代阶段斗争》、《共产主义》、《历史哲学》、《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等都曾是《共产党宣言》的“曾用名”。当然并不是说变更了书名就可以万事大吉，只要一经查出，出版人还是经常会被抓捕入狱。(二)20世纪的《共产党宣言》出版史1.在苏联时代的出版前一部分讲述了19世纪《宣言》的出版史，20世纪的情况又如何呢？简单来讲，20世纪的《宣言》出版史与其传播史是一致的。就《宣言》的传播史来讲，20世纪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苏联向亚洲、中南美洲、非洲、中东以及近东进行传播，另一方面是从欧美先进国家向世界各国进行传播，并且这两种传播是同时展开的。与传播史相对应，20世纪《宣言》的出版史同样有两个特征，其一是苏联向第三世界国家发行多语种译本，其二是第三世界国家自主翻译多语种译本。以下对此稍作展开论述。俄国革命后所发行的《宣言》的各种版本之中，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年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发给与会者的版本。这一版本用钢版印有《东亚〈共产党宣言〉》的书名，译者是东亚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他们用东亚22种语言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第1页(参见图10)。除此之外，大约与此同时，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苏联马列主义研究所的前身)印刷刊行了《共产党宣言》学术版(俄文第3版)。这一版本是在普列汉诺夫译本的基础之上，经过对照原文严格校正后的修订版，并且这一版还首度用俄文收录了大量与《宣言》相关的文献，比如恩格斯的《年革命运动》、《共产主义原理》、《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杂志《共产主义杂志》第1期(试行本)。此外，这一版还增添了马恩研究所所长梁赞诺夫所写的序言和所加的大量注释，以及～年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大事记年表。这一版后来成为苏联发行《共产党宣言》的基础版本(参见图11)。据统计，～年，苏联共计出版发行了种版本的《宣言》，这些版本使用了苏联下辖的各个共和国以及其他国家的75种不同语言，发行总数达3亿68万9千册之多。这其中包括年喀山共和国的鞑靼语译本、年的阿塞拜疆语译本、年的白俄罗斯语译本、年的哈萨克斯坦语译本、年摩尔多瓦语译本。在马恩所有著作中，《宣言》是上述这些语种最先翻译出版的著作。此外，乌克兰社会党所完成的第一个乌克兰语译本年在利沃夫(Lviv)出版，年亚美尼亚语译本在埃里温(Yerevan)发行，年格鲁吉亚语译本在第比利斯出版。2.前进出版社莫斯科的前进出版社对《宣言》的国际传播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RGASPI收藏了这家出版社出版的36种不同版本的《宣言》。这其中既有英语版、德语版、西班牙语版、法语版、荷兰语版和葡萄牙语版，亦有包括孟加拉语版、阿萨姆语版、印地语版、卡纳达语版、马拉雅拉姆语版、奥里亚语版和泰卢固语版在内的印度多种语种版本，此外还有巴基斯版、尼泊尔语版和泰米尔语版。在阿富汗，前进出版社发行了达利语版和普什图语版。在非洲，前进出版社为肯尼亚、坦桑比乌干达和刚果等东非国家发行了斯瓦希里语版，为苏丹西部、尼日尔北部、喀麦隆和加纳等国人民出版了阿拉伯语版。此外，前进出版社还为苏联的成员国人民发行了包括亚美尼亚语版、哈萨克语版、摩尔多瓦语版、土库曼语版、乌兹别克语版在内的25种不同版本。3.有纪念意义的版本除上述之外，ＲGASPI还收藏了德国国内发行量较少的具有纪念意义的版本40余种。其中包括年在杜塞尔多夫和莱比锡出版的世界语版和波斯语版，年纳粹治下德国使用“凡尔赛协定及其影响”这一假名的非法版本(参见图12)。年载人宇宙飞船“礼炮6”号、“联盟29”号和“联盟31”号首次对接，并携带年袖珍版《宣言》飞抵宇宙空间站。RGASPI收藏了这一留有全体宇航员签名的袖珍版(参见图13)。4.在亚洲、南美洲、中东和近东的出版RGASPI还收藏了亚洲、非洲、南美洲、中东、近东、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所改造的《宣言》版本。以下对这些地区的发行情况作一介绍。由于后文会详述中日两国的传播史，所以这里暂不涉及这两国的情况。除中日两国外，RGASPI收藏有年河内发行的越南语版，年平壤发行的朝鲜语版，年印度尼西亚发行的印度尼西亚语版，年斯里兰卡科伦坡发行的僧伽罗语版，年蒙古乌兰巴托发行的蒙古语版年，拉迪姆斯基(Radimsky)翻译的捷克语版《宣言》首次在维也纳出版。这一版除了恩格斯旅行维也纳时所收到的赠本以外，其余悉数为警察收缴焚毁。RGASPI收藏有年发行的第2版。除了前进出版社发行的版本，印度自身还曾在年发行印地语版，以及出版年份不详的迈蒂利语版。在非洲，年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发行了阿姆哈拉语版，年有莫桑比克版，以及塞内加尔发行的出版年份不详的沃洛夫语版。立陶宛语版《宣言》年在伦敦出版。旅居美国的立陶宛裔社会主义者翻译的《宣言》年在费城出版。冰岛语版年问世，菲略尔语版年发行，卢森堡地区德语版年翻译完成，爱尔兰语版年在贝尔法斯特出版，欧洲少数民族语言版的翻译工作也在推进之中。在南美洲，巴西在年发行的版本是现存最早的版本。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分别在年、年和年发行了各自的版本。此外，ＲGASPI还收藏有玻利瓦尔、厄瓜多尔、多米尼加、哥斯达黎加、古巴和洪都拉斯发行的版本。在中东和近东，伊斯坦布尔年发行了土耳其语版，伊拉克年出版了库尔德语版。澳大利亚在年首度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澳大利亚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年发行了新版。RGASPI收藏了年印刷的新版第3版。①二、译本《共产党宣言》的问题Communism(Kommunismus)、Socialism(Sozialismus)、Capitalism(Kapitalismus)等词，中日两国均译作“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如今这些词早已成为两国熟知的日常用语。不过一般人并不知道，这些词最初是由日本人创造的。中国对欧美近代社会科学的接受，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其说直接来自欧洲，不如说间接来自日本。这一现象同样适用于中国对《共产党宣言》的吸收。②(一)幸德秋水、利彦版《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日本《宣言》的第一个译本，发表于年11月13日的《平民新闻》(参见图14)，译者是幸德秋水和堺利彦。除《宣言》译文外，《平民新闻》第53号还同时登载了译者的序言。序言说到该译本是《平民新闻》创刊一周年的纪念之作，其翻译底本是塞缪尔·摩尔执笔、恩格斯校订的英译本。后来据堺利彦的回忆，翻译该书的契机，最初源于小岛新太郎的提议。小岛是“中江兆民的义弟，法国问题研究专家，直到前不久一直在众议院做秘书，是自由党左翼中社会主义小组的前辈。我们创办平民新闻的时候，他作为赞助人给予了我们不少支援”。①据堺利彦称，当时即使是安倍矶雄和片山潜也不知道《宣言》的内容，只是听说过该书的书名，但是没有读过。当时的日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尚处在“黎明期”，即使是走在最前端的堺利彦和幸德秋水，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也并不是很了解。从19世纪末到《平民新闻》发行这段时间，尽管没有直接阅读过马恩原著，但是堺利彦和幸德秋水已经具备了翻译左翼思想的基础。《平民新闻》所刊登的《宣言》第一个日译本，收录了恩格斯的英文版序言，正文的第1、2、4章，唯独缺少第3章。众所周知，《平民新闻》第53号发行后立刻被查封，幸德秋水、堺利彦以及编辑者西川光二郎都被课以罚金。但是堺利彦面对镇压并没有丝毫怯懦，在法庭判决时，他着眼于判决书中的“如果是纯粹的关于学术研究的史料，即使其内容欠妥，也不妨碍公开发行”这样一句话，运用合法的手段成功争取到了《宣言》译文的出版权。也就是说，他在《社会主义研究》杂志的创刊号(年)上，继《平民新闻》上刊登的译文部分，增补了缺少的第3章，将全文登载出来。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进行全文翻译，并具备相当的普及程度，这在日本国内还是第一次。《社会主义研究》后来还发表了同样由堺翻译的《从空想到科学》一书。可惜马恩著作的这样一种普及并未能持续下去。年的大叛逆事件致使幸德秋水被捕入狱，并被处以死刑。自那之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宣言》一直是禁书。除了可以引用学术杂志上的部分翻译和段落以外，正式的翻译均被禁止，所谓的地下印刷版本和手抄本，是当时仅有的普及渠道。在这样的局面下，堺利彦于年参照德文本，对年的旧译进行了修订。新旧两个日译版本的显著不同在于:(1)新版将文言文转换为白话文，语序大幅度变更;(2)旧版，即《平民新闻》版将“Bourgeois”(Bourgeoisie)译为“绅士”，“Proretarier”(Proretatriat)译为“平民”，而在新版即修订版中，两者都被替换为现在常用的保留原词发音的片假名，“ブルジョア”和“プロレタリア”。此外，新版还明确区分了“价值”与“价格”。但是总体而言，所谓术语的修正，少的让人出乎意料。换句话说，年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用语和现在基本上没有大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高潮，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此时《宣言》依旧是禁书，由日本改造出版社出版的号称国际上第一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目录中没有《宣言》。同时，当时镇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务部，年根据英文译本、年根据德文原文翻译了该书，作为“秘密”文件或者“机密”文件在内务部内部传阅(参见图15)。值得一提的是，年，《治安维持法》推出了修改版，据此新法，所有号召“国体变革”(打倒天皇制)运动的领导者将被判处死刑。(二)陈望道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年)的问题中文版《宣言》最早是由陈望道(～)翻译的。～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清政府认为日本的胜利应当归功于明治维新以来对教育以及法治主义的普及，所以在第二年也就是年，清政府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此后留日学生逐年增多，年达到一个高峰，总人数达人之多。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目的，是想通过日本间接吸收消化西洋近代文化。中日两国同属汉语文化圈，又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这种关系更进一步刺激了这种倾向。留日学生向中国国内翻译介绍了大量的书籍，种类繁多，涉及史志、法政、学校、谈判、兵制、农政、矿务、工艺、商务、船政、理化、象数、地理、整体学、博物、卫生、测绘、哲理、宗教、体操、游记、报章、读论、杂著、小说等各个方面。陈望道关于《宣言》的第一个中译本，年8月在上海印刷出版(参见图16)。—年，陈望道曾留学日本，后从中央大学取得法学学士学位。关于陈望道版《宣言》中译本的由来经纬，以及此后各个中译本在译名译法上的变化变迁，相关的讨论有很多。根据北京中央编译局的说法，陈望道的翻译底本是《社会主义研究》第1号上所刊登的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的日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同时参照了英译本，此英译本系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借自北京大学，后转借给陈望道的。石川祯浩在其《陈望道的中译本〈共产党宣言〉》一文中认为，陈望道的翻译底本是上述日译本，但是陈译本中“很难看出参照英译本的痕迹”。陈力卫在其《〈共产党宣言〉的翻译问题———由版本的变迁看译词的尖锐化》一文中，沿袭了石川关于陈望道版中译本的翻译底本只有日译本的说法。②此外，通过对陈望道版与此后多个中译本进行仔细比对，陈力卫得出了如下结论:中文通行版(编译局版)用“民族”“祖国”这样的译名，替换了陈望道版的“国民·国家”，并且加入了陈望道版在相同位置未曾使用的“暴力”一词等，诸多此类的现象说明，在中译本的翻译史上，译名译法有不断“尖锐化”的倾向，这种“尖锐化”倾向的真实目的在于强调阶级矛盾，推高阶级意识，将革命和暴力手段合理化。石川和陈力卫的这些见解是否站得住脚呢?(三)陈望道版《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底本首先，我们有必要弄清陈望道版《宣言》的翻译底本。《宣言》序言第一段的开头有这样一句话:把Danish译作“和蘭”，显然是幸德、堺译错了。陈望道则正确地将之译作“丹麥”。如果没有参照英译本，这样的改译是不可能出现的。诸如此类的例证还有许多，所以石川和陈力卫关于陈望道版没有参照英译本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应该说，陈望道版《宣言》是以日译本为主要底本，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参照了英译本而完成的。(四)《共产党宣言》中文通行版译语译文“尖锐化”问题其次，我们考察陈力卫从《宣言》中译史上发现的译语“尖锐化”问题。一般来说，译语译文的不同，系由(1)翻译底本的不同；(2)对相应部分理解的不同；(3)相应译语译文受到时代的影响；(4)错译或漏译等原因所引起的。其中有关(3)的典型例证，可参看上述“绅士”和“平民”的日译，陈望道把前者译为“有产者”，后者译为“无产者”。陈力卫认为这是受了河上肇的影响。但是，陈力卫在指出中文通行版的问题时，未能考虑到其他的一些不同。下面举几个例子。(1)“国家”向“祖国”的变更首先，我们来看陈力卫所指出的“祖国”与“国家”的不同。关于“民族”(国粹)我们稍后再谈。“祖国”的德文原文和英译分别为Vaterland和country。德文Vaterland(英文为fatherland)系指“祖国”。像中文通行版那样译为“要取消祖国”(祖国の廃止)、“工人没有祖国”(労働者は祖国をもたない)，非但没有问题，毋宁说只有这样译才是正确的。再来看英译，英译将此外译作toabolishcountries和Theworkingmenhavenocountry。Vaterland没有译作fatherland，而是译成了country(“国”“国家”)。德文中与无个性的英文country一词对应的是Land一词。英译在此处没能译出这个对应关系。英译是意译而非直译。根据英译的日译，即幸徳、堺译，将此处译为“国粋……の廃止”“労働者は國家を有せざるなり”。以此日译为底本，同时参照英译的陈望道的中译，在此处没有使用“祖国”而用了“國家”一词。导致这种不同产生的原因，应该归结为翻译底本的不同。(2)“暴力”的追加我们从年的日译中找不到“暴力”一词，陈望道的译文中也没有看到。但是，中文通行版中使用了“暴力”一词。为什么会这样?原来，这是因为德文原文中有gewaltsam(暴力的)一词，中文通行版是根据德文原文忠实翻译的。英译将gewaltsam译为violent(暴力的)，日译可能出于误译或者有意省略。陈望道在这个地方则没有根据英译对日译进行订正。(3)“国民”“国家”向“民族”的变更有问题的是“工人没有祖国”这一句后面的译文。此处德文原文是nationalenKlasse，其英译为theleadingclassofthenation，日译为“國民的重要階級”，陈望道译为“國民底主要階級”，中文通行版译为“民族的阶级”。接下来，德文Nation，英译为thenation，德文national，英译同样为national，日译版和陈望道版将之译作“國民”和“國民的”，而中文通行版则译为“民族”和“民族的”。与底本相关的问题在于德文的名词Nation、形容词national怎样翻译。Nation一般译为“国民”“国家”“民族”，national一般译为“国民的”“国家的”“民族的”。正如陈力卫指出的那样，中文通行版的确采取了将Nation向“民族”倾斜，将national向“民族的”倾斜这样一种翻译方针。德语原文的文脉如下。首先，无产阶级“没有祖国”，换句话说，被他所属的国家(权力)所异化;其次，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再次，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politischeHerschaft(政治权力或政治统治)，在把自己上升为nationaleKlasse的同时，必须把自身组织成为Nation。就此而言，虽不是在资产阶级意义上来讲，但无产阶级也是national。从这样的文脉来看，中文通行版将这里的nationaleKlasse和Nation以及最后的national译为“民族的阶级”“民族”“民族的”，是有问题的。从文脉上看，这里是“掌握政治权力”(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并借此将自身上升为nationaleKlasse。所以问题显然在于权力关系，这是“国民的阶级”或者说“国家的阶级”，也就是说，不是掌握国家权力的阶级就没有意义。如果说将nationalenKlasse译为“国民的阶级”或“国家的阶级”正确的话，那么将随后的Nation和national译为“国民”或“国家”，“国家的”或“国民的”，则自然也是正确的。英译将nationalenKlasse意译为theleadingclassofthenation。此处日译将leading译为“重要”，陈望道版译为“主要”，或者译为“领导的”或“领导”也丝毫没有问题，毋宁说这样翻译，含义反而更明确，其意系指“国”或“国民”的“领导阶级”。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取得政权，这当然是可能的。所谓“民族”范畴，现在一般是指语言、文化、历史传统类似或相同的人类群体，它与根据国境划分边界的“国民”概念不同。各民族拥有独立的“政治权力”，这样的状况是难以设想的。因此，谈论民族内部“政治权力”的夺取是难以理解的，将以此夺取为前提上升至nationaleKlasse解读为上升至“民族的阶级”，并将这种上升理解为组织自己的“民族”，这同样是难以理解的。中文通行版问世于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同一年。在此前后，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统治的解放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并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高潮。中文通行版反复使用“民族”这一术语，可能与这样的历史情境有关。①但是“民族”一词在这种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用法，与现在的一般用法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因而很有必要对其加以重新检讨。三、结语上述研究虽然严格限定了范围，但我们也可以看出，《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和英译本，在术语翻译方面存有不容忽视的差异。年新日本出版社出版的服部文男译本，是第一部以德文版为翻译底本，同时详细注解其与英译本之间不同的日译本。从年的第一个日译本到年的服部文男日译本，其间日本国内共发行了82种日译本。姑且不论这些日译本翻译质量的好坏，正如清楚呈现的那样，我们不得不说，对《共产党宣言》文本的学术检讨是极其滞后的。在进行多样的解读以及理论的检讨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确定并正确理解文本的内容。对于不以德语为母语的中日两国研究者来讲，这也是为什么必须首先追求翻译之准确性的原因。固然20世纪初与现在相比，相同的汉字表述不同含义的情况有很多，但只要两国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者同心协力，我们在准确理解马恩经典方面就一定能够取得卓有成效的进展。（作者简介：[日]大村泉，日本仙台东北大学名誉教授，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编委。陈浩张立波等译）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