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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图片源于网络）

史稷/文

文化身份与职业选择

西方人在中国的跨文化经验和文化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职业选择。从职业的角度来看，在中国的西方人大致可分为三类。

首先是西方外交官或那些在政治上依赖西方政府的人，如各国记者。

西方外交官受雇于其政府，必须代表本国政府的利益，维护本国政府的政治立场。只要他还在外交部门工作，就不能在其政府和中国之间的任何关系上观点暧昧。他的政治认同避免或者掩盖了文化身份的模糊性，他不需要担心自己会被本土社会排斥，也不需要担心自己无法进入中国官场。他可以赢得并被视为中国的朋友，以自己的魅力为文化之间的理解做出杰出的贡献，如浦安臣（AnsonBurlingame，-）——恭亲王称赞他是一个“有荣誉感而平和的人”，但他仍然是他本国——美国的代表；他可能是中国文化的爱好者，成为像威妥玛爵士那样的杰出的汉学家，但他必须注意不能把对中国文化的迷恋与政治混为一谈。正如威妥玛的传记作者詹姆斯·库利所说，威妥玛对发展双重文化外交的支持，使他特别容易受到过于亲华的指控，“他的政策立场受到怀疑，就像一百年后，许多美国在华专家的忠诚度在麦卡锡主义影响下变得可疑一样。”库利补充说：“威妥玛的批评者将他描述为中国排外人士的帮凶，他对中国文化的学术兴趣使他几乎成为英国利益的叛徒。”总之，外交官即使成为中国通，也必须小心翼翼，不要让人觉得他的忠诚趋于分裂。

不难想象，那个时期在中国的大多数西方记者，大都只在条约港口的欧洲人圈子里活动，他们无法深入中国内地，与中国人的接触很少，难以深入中国社会。他们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消息主要来源于领馆、买办和翻译：“在上海酒吧喝酒或在赛马场闲聊时，他们把错误的信息和推测混在一起，通过信件、日记回忆录、游记、外交报告和新闻报道传到地球各个角落，在那里被接受为事实。”美国历史学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他关于慈禧太后的《龙女》一书中写道。最典型的是苏格兰裔澳大利亚政治家和记者莫理循（GeorgeErnestMorrison，-），作为《泰晤士报》驻上海的通讯员，他声称自己不用学中文就能了解中国事务，《北平隐士》的作者休·特雷弗·罗珀称，因为“莫理循对于《泰晤士报》的巨大价值并不取决于他对中国的了解，而是取决于他对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之目的的了解。在英国，中国并不是新闻，外国势力对中国的渗透才是新闻。”

其次，晚清时期有一些独立于西方和中国政府的探险家和专业人士。他们没有义务为其政府的政策和行动辩护，也不对清廷负责。如传教士、记者、商人、学者、医生、工程师等。

一般来说，医院、办学或办报等方式与中国社会保持密切联系，希望通过迂回的方式掌握中国人的心理，让他们接受基督教。他们中许多人最后把中国视为第二故乡，靠着不可动摇的基督教信念在两种文化之间保持平衡。这样的传教士不胜枚举，留下许多佳话。

商人可以通过了解客户的喜好来提高销售量，但多数在华西方商人当中并不努力了解中国习俗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当中国买办进入中西交融的文化层面时，西方商人仍然处于相当单一的文化环境中，也不会为他们的文化身份而困扰。

还有些在华西方文化人不需要对任何政府承担责任，也没有终极目的，脱离了原生社会，而又不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员，就可能失去文化认同，成为两种社会和文化的弃儿。最典型的莫过于“北平隐士”埃德蒙·巴克豪斯（SirEdmundTrelawnyBackhouse，-），他被同代人认为是一位对满清宫廷了如指掌的杰出的爱尔兰东方学者，但实际上是一个变态的骗子。巴克豪斯在北京生活了45年，通过幻想他与慈禧太后的性关系来吸引西方公众的注意力，声称他得到了慈禧的宝贵的珍珠项链，成为丑闻人物。他在北京时远离西方人，碰到西方人就用手帕遮住脸，拒绝所有社交。他穿着“长长的白色丝绸中国袍子，胡子留得又长又密，最后也变成了白色，直到他看上去像一个可敬的圣人。”回国后，他与姐妹家人在家乡班夫郡和爱丁堡居住期间，“穿着中国式的袍子行走，令班夫郡当地人和爱丁堡循规蹈矩的公民惊讶不已。”休·特雷弗·罗珀说他“前半段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如何伪造满清宫廷种种细节，后半段大部分时间用于鼓励其他人如法炮制。”最终他与中西两个世界都格格不入，成为一个古怪的边缘人。

第三类就是我们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