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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宪宗九年（一二五九年）初,彰德府（治今河南安阳）宣课使常德驰驿前往西域觐见统兵西征的皇弟旭烈兀。正月二十一日，常德从哈刺和林发，往返历时十有四月，也就是说，于次年三月回到中原。中统四年（一二六三年），著名文士刘郁记录常德的西行旅程和见闻，题为《西使记》，其友王恽将此记收入他的《玉堂嘉话》卷第二（《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四）。《西使记》与耶律楚材《西游录》、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教皇使者卡尔平尼的《蒙古史》、法国国王使者卢勃鲁克的《东游记》以及亚美尼亚国王海屯随员所撰《海屯行记》，同为蒙元朝初期东西交通的重要史料。一八八七年,俄国学者布列茨希奈德（E.Bretschneider）将《西使记》译成英文,并详加注释；其后，我国学者丁谦著《元刘郁西使记地理考证》。此外，研究西域史地的其他学者也常引用此记材料，间有精辟的史事或地理的考证。然而，在上述几种蒙元初期的东西方旅行记中，学界对《西使记》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许多解释还没有突破布列茨希奈德的局限。随着近几十年西域史地研究的进展，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前人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考索。

一、关于常德及其西使

常德（字仁卿），《元史》无传，亦未见较完整记述其生平的碑铭墓志之类。有关其身世的最主要资料是元好问为其父常用晦所撰的墓志铭。常家上世本代州崞县人，为富豪家族,因居近边塞,故皆崇尚武艺，“有提虎常氏之目”。金初，族属散居，一支迁居真定之平山县。传三世至用晦（一一七八—一二五一年），其父以家世无学为愧,一意课子习儒，用晦乃强学自立以成父志，科场中颇有声名，与著名文士麻知几、赵君玉等交游，因而得识元好问。金亡家居，真定史氏幕府辟之为本路府学教授。辛亥年（元宪宗元年,一二五一年）九月末，元好问自太原来访其家，用晦已病卒十余日，常德遂清他为其父撰写慕铭。据募铭所载，当时常德担任的官职就是“德府宣课使”。元太宗窝阔台即位后，命耶律楚材主管中原汉民赋调,二年（一二三〇年），置十路征收课税所（《元史?百官志》作“宣课司”），其长称课税所长官、宣课长官，或课税使、宣课使。初设时.彰德之地还在东平行台严实的辖境内,其赋调应归东平课税所掌管，太宗六年实行“画境之制”（政区调整），将彰德从严实治下划出，其另置课税所当在此后。

宪宗蒙哥即位后，复割中原州郡增封宗室，以彰德为皇弟旭烈兀分地，旭烈兀分封彰徳的年代，史籍记载有歧异。《元史》卷九五《食货志》（岁赐卷）载，旭烈兀位下“丁巳年（宪宗七年，一二五七年），分拨彰德路二万五千五十六户”。《元史》岁赐卷的记载本于《经世大典》，当然具有权威性。曾参与编修《经世大典》、顺帝朝官至中书左丞的彰德人杜秉彝,于至正十六年（一三五六年）所撰《高文忠公（鸣）庙记》也说:“丁巳，国朝大封同娃亲王，各奏举贤良俾治汤沐之邑，天子之母弟奏先生为彰德路军民总管。”然而王恽《故蒙轩先生田公（文鼎）墓志铭》却载:“岁壬子（宪宗二年,一二五二年），辅国贤王定封彰德为分地，擢用贤隽，特授公为本道课税所经历。”王恽是彰徳邻邑卫州（今河南汲县）人,中统、至元中历仕中书省、御史台，曾出任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彰德在其辖境内），且熟于典故，所记又是不久前之事，当不致有误。《元史》卷一六〇《高鸣传》载:“诸王旭烈兀将征西域，闻其贤，遣使者三輩召之，鸣乃起,为王陈西征二十余策，王数称善，即荐为彰德路总管”。高鸣应旭烈兀之召乘驿赴漠北在壬子年即宪宗二年七月，旭烈兀荐高鸣为彰德总管应在他启程西征（一二五三年十月十九日）之前，此时他当已受封彰德分地。这可以作为上述王恽记载的佐证。惟王恽在《故汲县尹韩府君（澍）墓表》又说:“丙辰岁（宪宗六年,一二五六年），朝廷以相（相州，即彰德）之五县封太弟为采邑，继郡帅例肆觐，君（时为彰德府属吏）毅然以民计从行。……明年春，降玺书起聘君（“君”字疑衍）太原高公鸣为彰德路总管。”丙辰年之分封不见于其他任何史料记载，疑有误（或是指下文郡帅朝觐之年代），而高鸣就任总管则可能如其所说是在丁巳年。胡祗遹《故彰德路达鲁噶齐杨珠台公神道碑》载:“太上皇四子，以公隶锡剌（旭烈）大王位下。……先帝（宪宗）龙飞，赐金符,授彰德路达鲁噶齐，以本位汤沐邑也。……丁巳岁夏四月到郡。”松田孝一据此认为，旭烈兀受封彰德，应与忽必烈受封京兆同时，即一二五二年，因为二人地位相同，而其位下的彰德分邑长官则迟至一二五七年莅任，《元史》岁赐卷记载的是后一年代。可备一说。

彰徳成为旭烈兀分地之后，常徳当继续担任宣课使。王恽有《题常仁卿运使西觐纪行》五律二首，“运使”是转运使的略称，世祖中统四年正月，改诸路课税所为转运司，长官称转运使，这说明，常徳在宪宗一朝并延续到中统年间都在担任彰德宣课使之职，他是以旭烈兀分地财赋主管官身份前往觐见其领主的。不过,我们还没有发现有关常德此行的具体任务及其同行人员情况的直接记载。有些资料显示，蒙古诸王分地的长官（或重要官员）似乎必须定期去觐见领主，贡纳财物,报告分地的治理及财赋等事项，有时由管课税的属官随行，如上引王恽撰《韩澍墓表》所说“郡帅例肆觐，君……以民计从行”的情形。当时彰徳达鲁花赤是杨珠台（宴只吉台）氏纳琳居准，总管是高鸣，他倡之下最重要的分地官员就是宣课使常德，达鲁花赤、总管或因故未能去西域（据二人碑传,均未去西域），自然就派他作为分地官员代表去觐见旭烈兀了。松田孝一根据常德的职务推测，他的西觐任务可能是报告分地课税征收情况和解纳课银。其说可取,但还可以考虑加一条补充的解释。常德于宪宗九年正月从和林出发西行，则其奉命由彰德赴漠北应在上年（一二五八年）冬。据《史集》记载，一二五八年二月旭烈兀攻取报达（此月十日哈里发出城投降，三日后蒙古军入城大肆杀掠，十五日旭烈兀巡视哈里发宫廷，尽取其财宝，二十日处死哈里发）。他命令将在报达取得的珍宝和大量财富以及所获“邪教徒”（亦思马因派）诸城堡的财富运到阿塞拜疆，然后

从那些珍贵的礼物和财富中，旭烈兀汗将一部分送去给蒙哥合罕陛下，并送去胜利和光荣的喜讯，奏告了征服伊朗各地区的情况，宣称决定出征密昔儿和叙利亚边区。异密忽剌出带着这份奏疏前去，合罕对这个喜讯非常高兴。

此事《元史》也有记载，《宪宗纪》八年二月（一二五八年三月七日—四月五日）条：

诸王旭烈兀讨回回哈里发，平之，擒其王,遣使来献捷。

旭烈兀的使臣从伊朗西部东来，不大可能一个月就到达，这里所记的应当是派出使臣的时间，其到达宪宗行营大概在夏秋间（其时宪宗统兵攻宋，夏驻六盘山，七月岀师由宝鸡入散关）。总之，常德奉使之前数月，宪宗已得到旭烈兀献捷及决定进兵密昔儿的奏报，是否有可能派使臣前往西域传旨嘉勉,奖赏立功将官，同时将旭烈兀的分地课银送去,而常德是以分地官充使团成员呢？可惜《史集》没有记载一二五八—一二五九年中到达伊朗的大汗使节或其他来自中原的人物（包括常德一行），甚至连旭烈兀所派报捷使者忽剩岀何时回到波斯也失载，我们只好借助推理来寻找解释了。

王恽的《题常仁卿运使西觐纪行》诗还启发我们再补充一个解释。诗云；

九万鹏搏翼，孤忠驾使轺。功名元有数，风雪不知遥。抵北逾鳌极，维南望斗勺。胡生摇健笔，且莫诧东辽。三策条民便,逾年致节旄。梦惊羊胛日，险历幻人刀。碧碗昆坚异，黄金甲笫高。白头书卷里，留滞敢辞劳。

据此知常德在西觐前曾条陈很重要的“便民三策”（自然是有关彰徳事务的意见），派他去觐见旭烈兀，是否还有让他直接向领主陈述其“三策”的目的呢？

王恽诗中的“胡生摇健笔”句，自注系用五代时胡峤著《陷虏记》故事，出《新五代史》之《四夷附录》。辽太宗灭晋，留萧翰镇汴，及太宗死，萧翰北归，为其掌书记的胡峤从入契丹,不久萧翰被杀，胡峤流落契丹中七年才逃归,遂录其见闻。据此看来,常德可能自己作有西觐之行的记录或追忆文字，而由刘郁帮助整理成篇。有学者以为刘郁是常德西觐的随员，大概是因《西使记》造成的误会。刘郁是当时名士，中统元年被征召入燕京行中书省，任左右司都事,与王恽为同僚，王恽文集中多处讲到他的经历，却无片语提及西游，可见绝无此事。

王恽此诗称常德为“运使”，则应作于中统四年正月改诸路课税所为转运司之后，可能就是在看到《西使记》（篇末署“中统四年三月浑源刘郁记”）之后，知此时常德仍在任原职，只是由宣课使改称转运使罢了。《安阳金石录》卷八收录有中统五年（一二六四年）七月所立“创塑东岳行宫二圣后记”碑（在治城南庙后殿壁上），文曰：

……是庙也，东岳天齐仁圣帝之行宫，……惟余圣帝（塑像）一尊而已。一日，宣授彰德路都转运使常公仁卿同夫人刘氏来谒，下车焚香再拜。……刘氏慨然有兴复之志，乃相谓曰：“既有［圣帝亦当］有圣后。”退而质诸典记，果有二后，……即日命高手待诏创添左右皇后二，侍从六，因而增修圣帝之像。……又为起华台，补完墙宇。……梨庄老人刘景申于是乎作记。

宜授彰德府路转运使常德同夫人刘氏中统五年七月朔立石。

按此年八月诏改年号为至元元年,十二月，下令行迁转法。此后，迁转法逐步推行,包括诸工分地官在内，故常德当亦转官他地，惟仕历不详。《元史》卷八《世祖本纪》至元十一年三月癸巳条：

获嘉县尹常德，课最诸县，诏优赏之。

可能即其人。由转运使转任县尹,级别似乎大降，但常德原任的只是一个下路的课税官，且中统间官吏品秩未定，改任一县之长也未尝不可。此外，我们还找到一条有关资料，王恽《重建卫辉路总管府帅正堂记》载，汲郡（卫州）于“中统建元之明年升州为府”（按:此指总管府，即路），“后二十五年，嗣侯答失帖木儿暨总管耶律汉杰、判官常德,继轸来任。”中统二年的后二十五年即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六年）常德于此年调任卫辉路判官，这是我们所知有关他的最晚仕历的材料。就从宪宗元年他已经是彰德府宣课使算起，到此时其宦龄已长达三十六年，估计也快到致仕的年龄了。

二、《西使记》所载驿程中的几个问题

《西使记》记载常德“乘驿西觐”始于从和林岀发，走的是蒙古通西域的驿路。何以他不直接从彰德向河西走廊路酉行（按:此时这条路所经地域已在蒙古控制之下），而要先北上蒙古呢？我想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他必须先去谒见旭烈兀留在蒙占本土守其原斡耳朵的旭烈兀次子出木忽儿（Jumuqur）和按宪宗的安排留守和林的阿里不哥。

早在太祖成吉思汗时代,就存在着从中原到蒙古和蒙古通西域的驿路，如《长春真人西游记》讲到的“鱼儿泊驿路”和“金山南大河驿路”，但设驿情况不详。《元史》本纪将“立驿传”事系于太宗元年（一二二九年）即位后，仅此三字。《元朝秘史》则有详细记载：

窝阔台合罕说道:“再者，俺每的使臣往来时，由百姓处经行，使臣的行程也迟缓了，百姓也生受。如今，俺每索性定规，由各处千户出备站户、驿夫，在各宿顿地设置驿站，使臣无紧要事者，不许由百姓处经行，教由驿站经行。……知会察合台兄，请察合台兄省察所议诸事是否合宜，是否赞成。这样派了人去。察合台兄询问去的人后，表示都赞成，使人来说：‘便这般行者！’又说：‘我自这里立起，迎着你立的站。’再派使臣去拔都那里，教拔都也自他那里立起，迎着我立的站。’‘各处都设立驿站是很合宜的事。’”

据此可见太祖时虽有驿路（一定的交通路线），但还没有设置固定的常川驿站，使臣途中食宿和换乘马匹都取自沿途民家。到太宗即位，始立驿传之制,于各条交通路上合宜宿顿之处设站，由各当地千户承担站役。《史集》对窝阔台立驿传也有记载，讲到了从汉地到哈剌和林的驿站设宣，说“每隔五farsang（波斯长度单位，约当五点六公里）立一站，共三十七站；每一驿程（manzil）分派一个千户，以维护那些驿站广。”与《秘史》的记载相合。察合台的封地在畏兀儿境以西、天山之北，其帐殿在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东北阿尔泰古城）附近的忽牙思；拔都承其父术赤封地，在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迤西、花剌子模及其迤北，其帐殿最初似在锡尔河下游之北的草原，征服钦察、斡罗思之后，才建都城萨莱于也的里河（今伏尔加河）畔。他们各自从其斡耳朵所在地起立站，相互连接。太宗十一年，阔里吉思奉旨掌管阿母河（阿姆河）迤西呼罗珊等地区政务,在其辖境内“各地遗设驿站”。于是,蒙古通西域的驿路相继建立起来,并随着蒙古势力的扩展而向西延伸，达伊利汗国和钦察汗国的西境。大抵可分三段:察合台汗国以东为东段，阿母河以东为中段，阿母河以西为西段。

下面仅就《西使记》记载的东段驿路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考察。

（一）和林至金山南驿路

自和林出兀孙中，西北行二百余里，地渐高。入站，经瀚海，地极高寒，虽暑，酷雪不消，山石皆松文。西南七日，过瀚海。行三百里，地渐下，有河阔数里，曰昏木辇。夏涨，以舟楫济。

布列茨希奈德以为此“兀孙”即汉代乌孙国，盖中国人在著作中好用古名。丁谦《元刘郁西使记地理考证》渭：“兀孙，观记中形势，必和林西南地名，与汉时乌孙无涉。”其说是，不过“兀孙”似非具体地名，而可能是蒙古语usun的音译，意为“水”，亦用于指河流，如《元朝秘史》有阿里黑兀孙（Ariqusun）,捏坤兀孙（Nekunusun）。从和林之地西行，必须涉渡鄂尔浑河上游,疑指这些地区，但尚未见以“兀孙”称之的其他例证。

元定宗二年（丁未，一二四七年），张德辉奉忽必烈之召赴蒙古，其《纪行》中有一段记载了从和林川西行到忽必烈帐殿的驿程，可供参照：

自泊（吴误竭脑儿）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约百余里。泊之王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筑也。由城四望，地甚平旷，可百里，外皆有山，……中即和林川也。由川之西北行一驿，过马头山，……自马头山之阴转而西南行，过忽兰赤斤，……有水日塌米河，注之东北。又经二驿，过石堠，石堠在驿道旁，……自堠之西南行三驿，过一河曰唐古，以其源出西夏故也。其水亦东北流，水之西有峻岭，岭之石皆铁如也。岭阴多松林，其阳帐殿在焉，乃避夏之所也。

这段记载中,有四处确定点，一是吴误竭脑儿（今蒙古后杭爱省鄂尔浑河上游东侧的乌格依湖），二是和林城，三是塌米河（《元史》译为塔密儿，今同名），四是所谓“唐古河”（此河在塌米河西，东北流，疑指今之哈绥河或赤老图河）。据此知所谓“和林川”系指和林城北鄂尔浑河外的平川。耶律铸《宽甸》诗注云：“和林城有辽碑，号和林北河外一舍地为宽甸，广轮可数十百里，列圣春夏游幸地也。”即此和林川。从和林西行,先过此平川，进到塔米尔河上游的杭爱山北侧，所以“地渐高”。随后接入塔米尔河西的驿站，“经瀚海”。刘郁于此《记》之末释云：“今之所谓瀚海者，即古金山也。”按古金山即阿尔泰山，元代或音译作按台山、按坦山、阿勒台山，或仍用金山名，绝无称“瀚海”者，刘郁的解释是错误的。从和林西行，必先过杭爱山,方可达金山。《记》中所载和林西北二三百里驿路所经（由北向南跨越）之瀚海，必为杭爱山（元代通常作“杭海岭”）无疑。但《记》于“经瀚海”后又谓“西南七日，过瀚海”，行三百里即到达金山之南的“昏木辇”（详后），而未言过金山,故布列茨希奈德认为常德用翰海一名概指杭爱山和金山以及两山间之高地。不过，在元代,杭爱山（杭海岭）和金山（按台山）是分得很清楚的,经杭爱山西南行七日所过之“瀚海”，自然是指今蒙古戈壁阿尔泰省、科布多省境之阿尔泰山区，这里是常德（或刘郁）的误记。《长春真人西游记》也记载了从杭爱山北侧到金山的路程，可资参照，但其越杭爰山处当在后来常德所行驿路之西。

昏木辇为Qummuren的译音，意为“沙河”。丁谦考订为乌伦古河上游布勒棍河（今蒙古科布多省西南、我国新强青河县东南布尔根河），其说是，但未作详细说明。《元朝秘史》第一五八节记载成吉思汗与王罕联兵攻打乃蛮不亦鲁黑罕,越过阿勒台山，追至忽木升吉儿（Qum-shinggir）之兀泷古河（Uruggu,今新疆北部乌伦古河），沿河而下追至乞湿泐巴关海子（Kishilbashna’ur）。《元史》卷二《定宗本纪》载:三年（一二四八年）三月，“帝崩于横相乙儿之地”（《辍耕录》卷一作“崩于胡眉斜阳吉儿”）。据《史集》记载，此年春,定宗贵由声称叶密立（其原封地）的气候更适合他，遂率领人马从和林西行,唆鲁和帖尼觉察他意在进攻拔都，即派人通知拔都防备，但贵由“到达距离别十八里有一星期路程的撒麻耳汗境内时，大限已到，他就死去了。”原文这个地名作SMRQND（《世界征服者史》所记原文同），俄译者未加校勘,照译为Samarqand,而伯希和早已在其所著《蒙古与罗马教廷》中将此名订正为Qumsengir(突厥语，意为“沙岬”），即《元朝秘史》之Qum-shinggir,《元史》之横相乙儿。其地当在今乌伦古河上游布尔根河折西流处，《西使记》之昏木辇，应即此处之布尔根河的古名。《长春真人西游记》载丘处机一行越金山，“南出山前，临河止泊”,其纪行诗有“金山南面大河流，河曲盘桓赏素秋。”接着记“渡河而南，前经小山，石杂五色，其旁草木不生,首尾七十里；复有二红山当路。”继续前行经“白骨甸”、小沙陀、大沙陀,至阴山（今天山）北回纥城；转西行历二小城,至鳖思马大城（别十八里）。知丘处机一行渡过金山南大河之后，是一直南行到天山北麓（别十八里之东）再转西行的,所历金山南大河河曲应即乌伦古河上游布尔根河折西流处；由河曲南行所经小山及二红山,在二十万分之一地图上就有标记。一二五四年冬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从蒙古西还也是走这条路线:抵Qumsengir,然后到达Berbalex（即《元史》卷一二四《哈剌亦哈赤北鲁传》之独山城，唐独山守捉，故址在新疆木垒附近），再至Beshbalex（别十八里）。可见布尔根河河曲的Qumsengir是当时蒙古通西域必经之地，《西使记》谓昏木辇“河阔数里”（应指“夏涨”时情况），査大比例地图可知应该是指此河曲处。驿路在这里分为两条，一条向南行抵天山北麓再转西行（即《长春真人西游记》说的“原历金山南大河驿路”），一路向西北沿乌伦古河而行,大抵就是当年成吉思汗追击乃蛮可汗的进兵路线,常德走的就是这条路。

（二）金山南至阿力麻里驿路

数日，过龙骨河，复西北行，与别十八里南己相直，近五百里。……河西注潴为海，约千余里，曰乞则里八寺。行渐西，有城曰业瞒。又西南行，过孝罗城，所种皆麦、稻，……城居肆囿间错，土屋，窗户皆琉璃。城北有海，铁山风出，往往吹行人墜海中。西南行二十里，有关曰铁木儿忏察，守关者皆汉民，关径崎岖似栈道。出关，至阿里麻里城。

从”昏木辇”即布尔根河河曲西行，过“龙骨河”即乌伦古河，复西北行，正是南与天山北麓的别十八里“相直”，相距约五百里，《西使记》的记载与实际相差不远。龙骨河西注乞则里八寺海，即《元朝秘史》之乞湿泐巴失海子，《圣武亲征录》和《元史》作黑辛八石，此名为突厥语Qizilbash,译言“红头”，《西域水道记》作赫色勒巴什淖尔。那珂通世谓“湖多红头鱼，因以为名。”即今新疆福海县的布伦托海（本乌伦古河口的城名，建于清同治时,一度为办事大臣驻所，即今福海。托海toqoi,蒙古语意为河弯，是以地名为城名，复讹为湖名）。《西使记》谓此湖“多鱼,可食；有碾……，亦以水激之。”则常德似是亲见，所行驿路当经过湖旁。

业瞒，《元史》中有叶密立、叶密里、也迷里等异译，据志费尼的记载，此城系葛儿罕（即耶律大石）西征途中驻跸该地时所建。成吉思汗将叶密立和霍博（今新疆和布克赛尔）地区分封给窝阔台，窝阔台兀鲁思之中心、汗斡耳朵就设在这两处。窝阔台成为大汗后，长子贵由继掌封国，根据汉文和波斯文史料的记载，他的第一斡耳朵所

在地是叶密立。卡尔平尼和卢勃鲁克都讲到他们的蒙古之行都经过贵由汗的原斡耳朵，柔克义（W.W.Rockhill）认为就是叶密立之地，其说是。可知叶密立是当时蒙古通西域驿路必经之地。里施（M.Risch）在其《卡尔平尼蒙古史和旅行记》德译本中说叶密立城应在额敏河上，但同时却认为当即今塔尔巴哈台，伯希和指出这是不相符的，因为塔城在额敏河之北远处；伯希和认为额敏河上有一地Dorbeljin,蒙古语意为“四方形”，常用于指有国墙的古代城堡，可能就是卡尔平尼和卢勃鲁克所见的叶密立城。按宣统《新疆图志》（卷八〇）谓额敏河市（今额敏）“街市西有破城,盖其遗址”，应即此城。

常德从业瞒即叶密立向西南行,经过孛罗城。此城即《西游录》之不剌,《海屯行记》之P’ulad,《卢勃鲁克东游记》之Bolat，《元史》卷六三《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普剌。《世界征服者史》作PULAD,据载，此城与阿力麻里、海押立本都是哈剌鲁部阿儿思兰汗的属境。《卢勃鲁克东游记》说，蒙哥汗将不里（察合台孙）西征时所掳、安置在塔剌思的条赖（日耳曼）人迁到此城居住,从事挖掘金矿和制造兵器。柔克义以为,常德所见孛罗城居屋“窗户皆琉璃”，很可能就是这些日耳曼人传入的。关于孛罗城的方位，布列茨希奈德据东西方旅行家记载判断，谓当去赛里木湖不远，似在流入艾比湖的博尔塔拉河谷。伯希和则谓此字罗城在Sut-kol即赛里木湖之稍南或东南，冯承钧《西域地名》（增订本）Bolat条亦称:“据《史集》，当在今赛里木湖东边或东南边附近。”按《史集》记载阿里不哥军前锋军帅哈剌不花和阿鲁忽战于Sut-kol（突厥语，意为乳湖，即今赛里木湖）之地的Pulad城附近,再证以《西使记》中“孝罗……城北有海”以及“西南行二十里有关曰铁木儿忏察”的记载，此说似可确定。然而，耶律楚材《西游录》却说:“不剌［城］之南有阴山，……其山之顶有圆池，……既过圆池,南下皆林檎木，树阴蓊翳，不露日色。”阴山即今天山,圆池即赛里木湖，据此则孛罗城应在天山和赛里木湖之北，而不在其南或东南。又《长春真人西游记》载从别十八里至阿里麻里行程甚详，谓过昌八剌（今新疆昌吉）后，“傍阴山而西,约十程，又度沙场，……南际阴山之麓。逾沙又五日，宿阴山北。诘朝，南行长坂七八十里，抵暮乃宿。……晨起，西南约行二十里，忽有大池，方圆几二百里，……师名之曰天池。沿池正南下,左右峰峦峭拔，松桦阴森……”所记景物与《西游录》同。此“天池”即赛里木湖，但没有说到湖旁有城。按《西游录》和《海屯行记》记载从别十八里西行路程，都是先经孛罗城，后临此湖，沿湖南下越阴山（天山）抵阿力麻里，说明孛罗城不在赛里木湖之南或东南附近，而应在其东北方向求之。罗伊果(IgordeRachewiltz）提岀：“从各种记载看来，孛罗城应位于天山之北，赛里木湖之东，几乎肯定是在博尔塔拉河谷。今按，由别十八里西行之路经过此城，而常德从叶密立西南行也经过此城,可见孛罗城是这两条驿路的交汇点。据东西旅行家的记载推之,此城当在丘处机所行“长坂”之西北（丘处机未经孛罗城），位于今额敏至伊宁和昌吉至伊宁两路汇合点附近。考宣统《新疆图志》卷八〇道路志，精河西一五〇里之托霍木图驿（即五台），是伊犁、塔城、精河三地之咽喉，孛罗城似应在其西北不远，博尔塔拉河下游之南。

常德从叶密立至李罗城所行驿路路线,是前人研究中模糊不清的问题之一。问题主要出在对《西使记》“［孛罗］城北有海铁山风出往往吹行人堕海中”一段文字的理解上。布列茨希奈德读为“城北有海铁山”（theironhillofthelake），认为这里提到的海（湖）无疑是指阿拉湖（Ala-kul,额敏河注此湖），并举卡尔平尼和卢勃鲁克的旅行记为证，谓二人皆行经此湖，卢勃鲁克还说他看到这个大湖中有一个大岛，在湖的东南端有一条山谷通到另一个湖,在刮起狂风的时候通过这个峡谷,人们很容易被吹到湖中。他提到几个考察家的报告，认为阿拉湖中的阿拉尔铁彼岛可能就是《西使记》的“海铁山”；而阿拉湖东南，阿拉套山与巴尔鲁克山之间的哈普塔盖峡谷（按:今图称朵郎库勒谷地），正是中亚闻名的暴风谷地。布氏之说至今尚被信从和引用，其实值得商榷之处不少。伯希和将这段文字译读为“城北有海，铁山风岀，……”认为此“海”即Sut-kul（赛里木湖），铁山自然应是供给孛罗城日耳曼兵器匠掘取矿物原料之山，即今塔勒奇山，布列茨希奈德所谓的“海铁山”根本不存在；卢勃鲁克和常德旅行记中虽然都讲到刮狂风的峡路，但指的既不是同一个峡路，也不是同一个湖。伯希和对《西使记》的点读以及卢勃鲁克和常德所记并非同地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尽管其“海”和“铁山”的定位未必可取。这里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讨论。一，《元史》卷一四九《郭德海传》：“从先锋柘柏西征，渡乞则里八［寺］海，攻铁山。”此传地名多本《西使记》，可见山名是“铁山”，不当与“海”连读。二，卡尔平尼说暴风从湖岸一山洞中刮出,卢勃鲁克说暴风来自湖东南的山谷，都没有说出于湖中之岛，则谓“铁山”即阿拉尔铁彼岛显然与《西使记》之文不合。三，卡尔平尼和卢勃鲁克的这段旅行路线虽经许多学者研究,仍不太清楚。卢勃鲁克说他到达了湖岸并看到湖中之岛，再穿越湖东南的山谷，然后向北进入高山间某些处很难行的驿路，出山后就到达贵由原斡耳朵所在地叶密立之平原。叶密立之南的山间驿路，当墨巴尔鲁克山和买依力山间的道路，清代也是一条通额敏的驿道。推测卢勃鲁克的经行路线当是从海押立沿阿拉套山北麓东行.至阿拉湖南端，然后东南穿越阿拉套山与巴尔鲁克山之间的山谷,转向东北行进于巴尔鲁克山与买依力山之间的驿路，到达叶密立。常德从叶密立西南行，也应是走这条山间驿路（只是方向相反），南行到达孛罗城。他们的经行路线分歧处应在阿拉山口附近，此地南去孛罗城所在的五台北博尔塔拉河谷大约是三天路程，符合卢勃鲁克的记载。四，阿拉湖与孛罗城相去甚遥，与“城北有海”的记载不符。孛罗城北之“海”，疑指今艾比湖，“铁山”则大约是博尔塔拉河谷北阿拉套山东端某处。丁谦谓“城北有海”之“北”应为“南”之误，此城南之海即赛里木湖。没有提出根据而擅改史文以合己意，殊不可取。

不过，上述解释还有一点困难，那就是讲到孛罗城之后说，西南行二十里即至铁木儿忏察。此名为蒙古Temur-chamchal=Temur-chabchal,“铁门关”，耶律楚材称之为“松关”，在今赛里木湖南塔勒奇山峡,俗名果子沟，“谷长七十里,北有峻岭扼之，岭上多松，名曰松树头岭”。其地距博尔塔拉河谷百里以上，故布列茨希奈德疑此处“二十里”有误,“十”或是“百”之误。

三、常德的末段行程与所记“兀林国”

《西使记》载常德行程止于“四月六日过讫立儿城”，其后“过阿剌丁城”。按常德于三月十四日过暗木河（阿姆河），再行二十二日至讫立儿，已经过了呼罗珊，进入祃咱答儿境。讫立儿城，布列茨希奈德谓此名无考。按《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记其从旭烈兀西征事，谓“丁巳正月，至兀里儿城，伏兵，下令闻钲声则起。敌兵果来，伏发尽杀之，海牙算端降。”《西使记》之讫立儿疑即此兀里儿,但这个城名不见于详细记载旭烈兀西征战事的《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且旭烈兀军已于一二五六年底灭木剌夷（亦思马因派王国），传中载丁巳年（一二五七年）正月战事,年代有误，所指疑是蒙古军围攻木刺夷王鲁坤丁忽儿沙（Rukn-ad-DinKhur-Shah）驻守的最坚固城堡麦门底思（MaymunDiz）事（一二五六年十一月八日旭烈兀兵临麦门底思，二十日忽儿沙出降），惟地名不合。木剌夷王国祃咱答儿（今伊朗马赞德兰省）西境有小城镇名Kalar,在木剌夷首都阿剌模忒（Alamut）的东北，与讫立儿音相近，但方位偏西北，未知能否勘同。

常德行程的最后一个地名是“阿剌丁城”。上引《郭侃传》也接着说:“又西至阿剌汀,破其游兵三万，祃拶答而算滩降。”但祃咱答儿境内并无名为阿剌丁之城堡，丁谦谓此为阿剌模忒之音转,其说不可取。此非城名，乃人名，即木剌夷老国王‘Alaal-DinMuhammad（忽儿沙之父，已于一二五五年十二月死于其首都阿剌模忒）。所谓阿剌丁城应是指其所居之阿剌模忒（今伊朗加兹温北）。

常德到达阿剌模忒在宪宗九年四月（一二五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五月二十二日），此时旭烈兀应驻跸于桃里寺（Tabriz，今伊朗大不里士）和Maraghah今大不里士之南的马腊格）行营，按常德的使命,他应该而且一定是前往朝觐了，但不知何故没有记载。

《西使记》讲到“过阿剌丁城”以后就不再记述行程，而是叙述旭烈兀西征以及西域各国的情况,前人多已做过研究，这里不赘。惟所记：

己未年七月，兀林国阿早丁算滩来降,城大小一百二十，民一百七十万。（《郭侃传》作:“已未，破兀林游兵四万，阿必丁算滩大惧,来降，得城一百二十。”）

布列茨希奈德表示不想冒险去考证汉文史料所载兀林国及其国王之名。今按，此兀林国即Rum也。蒙古人读R-起头的外族语,必须在R之前加上其后的元音才能读岀，如读Ros为Oros(俄罗斯,元代译为斡罗思）。故Rum必是读为urum。-rum音在元代常以“林”（-m收声）字译写，如Qaraqorum之译为哈剌和林。元宪宗时,Rum的算端是亦咱丁（Izz-alDin）,他曾抵抗过蒙古探马赤军统帅拜住的进攻，据《史集》记载，在蒙古军攻取报达、灭哈里发后，他十分恐惧，遂于一二五八年八月来到桃里寺附近的旭烈兀行宫觐见,表示彻底归顺，并献上一双精制的靴子，靴上画有自己的面貌，以示驯服，因而得到赦免。《西使记》之阿早丁算滩当即此Izz-alDin,惟首字译音不甚准确，所记归降年代也正好晚了一年。

（原载《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十四辑，二〇〇一年，收录于陈得芝著《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