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扁平疣正规医院 http://baidianfeng.39.net/a_xcyy/210119/8604573.html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电影院的经营策略研究——以国泰大戏院为例欧阳家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欧阳家庆（—）：湖南郴州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级博士，研究方向：大后方电影史摘要：创建于年的国泰大戏院，是当时重庆设备最好、规模最大的电影院。在—年间，以国泰大戏院为代表的电影院行业不仅为重庆市民众提供了新式的娱乐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将西方娱乐文化、生活方式带入了重庆；同时，在抗日战争时期，影院作为重要的宣传阵地，为抗战时期的民族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国泰大戏院作为当时重庆最为豪华的影院，经营模式更有其典型性。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国泰大戏院的经营者注重放映影片的宣传性、改变了以往的经营模式、注重影院的大众化和民族化建设。关键词：重庆;电影院;国泰大戏院;经营策略
年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11月12日上海沦陷。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电影的制作中心，经此一役受到重创。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党政机关随之开始往后方迁移，大量的人员相继进入重庆。年6月3日《电声》杂志刊载消息称“重庆在中日战事发生前，原有人口三十万，迨夫抗战军兴，政府迁渝人口激增一倍。”1但由于重庆地处内陆，电影事业起步较晚，所以在这一时期该地的电影院数量较少，“目下重庆共有电影院民众、国泰、大新民、环球、唯一五家。”2由于抗战的爆发，大量的党政机关、各大剧团以及大批文艺工作者的内迁，重庆的电影市场前景可观。对国泰大戏院而言，它的建立顺应了市场的需要。“民国25年（年）6月，由郑石均、赵巨旭、夏云瑚、沈坚培集资兴建。”3翌年2月11日正式开业。“重庆影院之规模，当以国泰最为富丽，该院一切设备，有如沪上之首轮影院。”4《青春电影》期刊也如是描写“尤其是国泰，正好像是上海的几家首轮影院一样”。5国泰大戏院拥有座位个，分堂座和楼座，堂座一共二十三排，分6区，计座位；楼座十五排，分6区，计座位。“椅子是钢架的沙法，屋子是钢骨水泥，一口是磁砖填的墙，声光更是最新的。”6但随着日军的进一步进犯，其轰炸范围扩大至渝，这对重庆的戏院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国泰也未能幸免。年5月3-4日日军对重庆进行轰炸，史称“五三五四大轰炸”，“该院（笔者注：国泰）在此次大火中一部被毁，目下已在赶紧修理中，不日即可恢复营业”。7抗战戏剧史家石曼的女儿吕中在年写给重庆市文化广播电视局的信件中提到“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夏云瑚甘冒风险，修复被严重破坏的戏院，担任主要经营人”。8至此国泰大戏院引领各戏院一改前期影片单一、票房为主、注重商业效益的经营模式。
//一、国泰大戏院的片源//抗战之初，重庆电影市场“所映多为陈旧默片，战事新闻片亦颇风行，外片甚少，平均只有一家开映，新片则无论国产舶来，均告绝迹”。9重庆远离电影制作中心上海，年以前，外国电影发行商在渝没有办事机构。不管是国产新片，还是好莱坞影片都极少进入重庆市场，这一时期只能放映上海三四年前首映的影片。年这一情况出现了转机。《电声》年6月刊出消息“该院所映西片，均为福斯及米高梅出品，闻亦时有国产新片及苏联片放映，不久之前开映之《女壮士》《粉碎敌巢》等苏联名片，卖座之盛，打破历来名片之纪录”。10从这条信息可看出，国产片、美国、苏联等影片成了国泰放映的主要片种。（一）国内影片随着《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的发布，重庆逐渐成了战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响应政府的整体内迁政策，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或“中摄”）经宜昌迁抵重庆，在武汉成立不久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也于年9月27日迁抵重庆，两国营制片厂的内迁改变了以往重庆没有电影制片厂的困境，为这一时期重庆电影业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年国泰大戏院就与“中制”签订了放映合同。“年4月上江公司与本厂定8部电影片约对折，在国泰映头轮。”11然而“中制”-年总共摄制的故事片只有15部，迁渝后制作了12部，另外三部是在武汉时期制作的。比“中制”规模较小的“中电”在重庆期间只创作了3部故事片。故事片的制作量远远满足不了重庆各影院的正常需求，所以“中制”在这一时期大量的制作新闻纪录片和战时鼓动片，这些影片略微缓解了影院的需求。由于这一时期正处于民族危难之际，民众对前线的战事甚是关心，所以对这一类的影片观众并不反感。这可从“中制”制作的《抗战特辑》看出来：《抗战特辑》一共7集，第1集到第4集时长都在4到6本之间，第五集达到顶峰，有11本，内容由单一事件转变成多事件的组合。前5集的制作时间为-年间，由于这一时期重庆各电影院新片数量少，所以时新的《抗战特辑》对观众的吸引力较大。年10月1-3日重庆出版的《扫荡报》中，国泰大戏院在头版连续三天刊登《抗战特辑（第5集）》的广告，在首日头版的广告中出现“昨日两院同映均极拥挤今日务请早临以免向隅”12等语。但从年制作的第6、7集可以看出，《抗战特辑》每集只有1本，与前几集相差甚远。这一方面是因为观众对这一纪录片出现审美疲劳，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制”“中电”在年由于战事吃紧出现了底片缺乏的情况。年8月4日《电声》杂志刊载消息称“重庆‘中摄’‘中制’两国营制片厂缺乏底片暂停工作”。13鉴于上述原因，电影院只能转而放映上海与香港制作的影片。就上海而言，年11月被日军侵占后，原有的电影工业基本停滞。年在张善琨的主持下，新华影业公司率先在法租界复业，并于同年4月28日拍摄了《貂蝉》，该片顺利进入重庆市场，10月1日始《扫荡报》以小幅广告形式连载三日。进入年后，由于日军对大后方进一步封锁，影片入渝越来越困难，但并未影响爱国影片进入重庆市场。该年2月华成影片公司出品的《木兰从军》在沪上映，十四位影评人署名的《推荐〈木兰从军〉》刊登在了2月17日上海《大美晚报》上，并指出“上海电影界只有循着这条路，才能保证斗争的胜利，确立最坚固的基础。”14由于在沪口碑较好，《木兰从军》辗转一年，于次年1月27日在国泰、唯一两戏院公映。然而，“在渝唯一大戏院第一天第一场公映时，被人抢去焚毁”。15中联影业公司派胡心惠到渝交涉，其结果为“一、处分肇事人二、准许《木兰从军》在渝重映三、为免民众误会计，‘太阳一出满天下’句自动改换”。16重庆当局即令国泰、唯一两戏院同时重映并承诺彻查肇事内幕。此事引起文艺界对《木兰从军》的广泛讨论，这无疑对该片做了一次成功的市场营销，当该片在戏院重映时，重庆的各大报社进行了大规模宣传，并将《木兰从军》被焚事件与抗战爱国联系起来，充分调动了民众的观影热情。至6月，重庆青年会总干事黄次咸在呈社会局关于再次租映《木兰从军》的函件中拟请“改加票价八角、一元、一元半三种”。17二轮放映出现加价的情况尤为少见，因该片在重庆市场的表现，“孤岛”影片在重庆热了起来。“《葛嫩娘》亦已检查通过，将继《木兰从军》后上映。”年费穆的《孔夫子》也顺利进入了重庆的各大影院。图1《新华日报》年11月7日第一版图2《新华日报》年2月8日第一版在香港制作的电影也大量的进入重庆市场。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制”“中电”于年都在港设立了分厂，《南粤》《电声》杂志分别刊载“中国电影制片厂在港设分厂工作”19“中央摄影场已决定在香港设立分厂”20的消息。由于“中制”“中电”由政府主导，拍摄的影片政治倾向明显，制作出来后大量进入大后方电影市场中，这也带动了香港其他电影公司制作的影片进入重庆电影市场，国泰大戏院成了这些影片的首选之地。年10月10日大地影业公司的《孤岛天堂》在国泰、新川首映。而当年元旦“中电”香港分公司制作的《前程万里》在国泰首映时，《中央日报》以“献给抗战第五年代的礼物”21为题头，整版刊载其上映消息，该片的广告在《中央日报》连载超过8日。然而中国本土制作的电影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所以国泰只得引进美苏两国影片弥补不足。（二）以美国、苏联为代表的外国影片年夏云瑚联合国泰股东沈坚培等三十人组建了新上江影片公司，由于年成立的上江影片公司主要发行美国八大影片公司的影片，所以新上江影片公司组建以后，美国进口的影片依然是其主要经营的方向。因美国八大影片公司的发行机构进入重庆普遍较晚，年以前，美国的影片主要是由大后方的电影发行机构发行，而新上江影片公司的三十位股东涵盖了政、军、银行、保险等行业，创办时间早，影响大，发行外片的数量多，这为国泰获得外片提供了便捷。然而国泰在上映外片时，其各个时期的盈利模式不同。年2月7日，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的《支加哥大火记》在国泰连映5天，在《新华日报》登载的广告占头版的四分之一，并用“火光冲天，火鸦乱飞，神惊鬼泣，天翻地覆！”22等广告词，这一时期只能依靠纸媒广告宣传，加大营销以吸引更多观众进入影院。到年10月7日国泰首映《大独裁者》时，夏云瑚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在其上呈社会局的函件中写道：“该片虽旨在宣传，但片租、运税既高，广告所费尤巨，拟请酌加票价，预映每票为国币二十元，正式开映每票为国币十四元。”23而当时电影的规定票价为7元，预映票价超出规定票价近三倍，正式映出票价超出规定票价二倍。虽该片在订映时片租较高，“预映由院方包底国币二十五万元……正式开映包底国币十五万元”24然合同中规定之票价，再加各类税收，实得之数也亦比早期单纯靠票房收入高。时隔一个月，《大独裁者》再次以募捐学生奖学金为由上映，上映日期从11月20日始到12月7日止，计18天。而此轮放映的票价为“日场分为三十元二十元两种，夜场分为五十元三十元二十元三种”25每日放映三场，从票价中看出二轮比首轮票价还高。至此巨片加价、重复放映的模式在这一时期被固定化。年4月8日《天方夜谭》进入国泰时也做了价格的调整，在社会局批复电影戏剧业同业公会的函件中批注“国泰大戏院放映《天方夜谈》26提高票价为六十元一节准予备查”。27然而该片上映时，除了增加票价外还申请增加放映场次。国泰大戏院年11月20日复业时，经理夏云瑚上呈给社会局的复业函中可知国泰大戏院的放映场次：“时间：日夜三场（一）午后一时（二）午后四时（三）午后七时”。28而在《出水芙蓉》上映时，夏云瑚在呈社会局中写道“从本月八日晚起，每晚特加映一场，至十二日止，復于十三日起日夜映放”29同样的，该片在年11月19日再次在国泰大戏院放映。与此相类似的还有苏联影片，年苏联电影就已通过自己设立的发行公司打入重庆市场。抗战开始后，国共合作的背景让苏联影片在重庆市场更受青睐，各影院经理也看准了苏联电影巨大的市场需求，纷纷上映苏联电影，其中以夏云瑚为代表的影院经理人还自己设立了苏联电影的发行机构，垄断了西南各主要城市的苏联影片发行权。此机构的设立既表明了夏云瑚的政治立场，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苏联电影在大后方城市的影响力。以“十月革命”纪念日而言，“年十月革命期间，重庆放映《列宁》《夏伯阳》等电影时，他不顾特务之威胁，请人画了一幅夏伯阳巨幅画像，挂在其经营的国泰大戏院门口，以扩大宣传”30。年时《新中华报》发布消息“自今日起，各城市电影院出映苏联影片，表示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周年纪念”31。如此大规模的集中放映，扩大了苏联电影的传播维度，也打破了重庆影院单调的选片习惯，使得苏联电影与国产影片、美国影片形成三足鼎立之态势。图3重庆国泰大戏院然而，苏联影片在年“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移驻重庆后在影院上映的数量逐渐减少，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苏片的政治倾向性让国民政府处境尴尬。以年的《马门教授》为例，该片从上映——停映——再上映，电检所、社会局等政府机构备受诟病，由此引发了关于《马门教授》的大谈论，并最终上升至国民政府软弱的意识形态层面，将单纯的文化事件演变为公众